法制日报 陈东升

陈东升工作简历：

1986年8月起， 在温州市龙湾区委报道组工作；

1993年2月起， 在浙江经济报社工作；

2001年7月至今 在法制日报社工作。

5月29日，萧山重大死刑错案受冤者朱又平等五人从法院领到了国家赔偿款。听到这一消息，陈东升舒心地笑了。

陈东升是法制日报社浙江记者站站长，2013年，浙江省两起重大死刑错案露出端倪后，他第一时间跟进，半年多时间，不畏艰难、百折不回，采写了大量内参和公开报道，有力地推动了这两起错案的彻底平反。

他敏锐勤勉，勇于争先。全国首起村官罢免案、首起非法证据排除案、首个金融改革条例……近年来，浙江民主法治进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全国第一”，他都是第一个报道的。

他坚守良知，敢说真话。近年来，他率先披露了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出逃案、温州市委常委杨湘洪腐败案……推动了领导干部出国审批、防止冤假错案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他专业敬业，持之以恒。从业27年来，陈东升当选过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三次获得过中国新闻奖，还曾获得过中宣部“走转改”活动先进个人、司法部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年过五十，他至今新闻激情仍不减当年，仍一往情深地热爱记者职业，仍一如既往地每天奔波在新闻采访第一线。

一、敏锐勤勉，勇于争先，许多报道产生广泛影响。

2008年3月，陈东升获悉原温州市市长邵占维正在编纂一本行政案例选编，随即跟进采访，采写的《温州市长编纂行政败诉案例》广获社会舆论好评，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在其专题研究论文《记者判断事实报道价值的眼光》中认为，“这除了敏锐的新闻感觉、熟练的采写能力外，还需要记者熟悉国情和政策法规，以及对此的动态把握”。

陈东升努力提高自身对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观察分析能力，善于将新闻敏感升华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50周年，他深入浙江各地采访，采写了12000字长篇通讯《从“枫桥经验”到平安浙江》，详实记述了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五十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的波澜壮阔图景。报道受到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的充分肯定。

浙江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近年来，发展市场经济“领跑中国”，农民、城镇居民年均收入连续12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建设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同样开拓创新、成效显著，创造了一项又一项“全国第一”。作为《法制日报》驻地记者，陈东升得风气之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发生在浙江的这些新探索、新创造，为民主法治的每一进步摇旗呐喊、鼓吹呼吁。他的《法治政府建设有了“浙江标准”》、《法治中国看浙江》等报道，“纵横捭阖、气势如虹”，率先、及时报道了浙江在地方立法、法治政府建设、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先行先试，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不畏艰难，独立思考，依法追寻解读新闻真相。

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市寨桥村村主任钱云会在村口被工程车轧死，此事以讹传讹，被谣传为“谋杀”，迅速演变扩大为全国性热点舆论事件。陈东升闻讯后驱车四百余公里赶至现场，遍访肇事司机、目击证人、办案民警、遇难者家属等相关人员，发表了《“乐清村主任之死”案调查》、《再调查》等报道，以大量客观事实告诉人们，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案。全国几百家媒体转载此文后，舆情渐趋平稳，人民日报、新华社后来也相继发表报道，提醒要防止网络水军制造事端影响社会稳定。这篇通讯后获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每遇涉法重大新闻事件发生，陈东升从不躲闪回避，而是深入现场、追寻真相、独立思考、不盲不从，运用法治思维和专业知识，逐一回应解读人们关心的热点疑点难点问题，他的《揭秘温州动车事故赔偿标准出台内幕》、《浙江零佣金网络司法拍卖挑战拍卖业潜规则》、《奥运冠军孙杨无证驾驶被杭州警方拘留7天》等稿件一经发表，即成为有影响力的报道，有效地引导了舆论走向。

在浙江纠正两起重大错案过程中，陈东升的《等这一天我等了18年》、《请记住这些有良知的法律人》、《浙江公安厅长首次系统反思“杭州错案”》等系列报道材料扎实、角度独特，既不献媚权力，也不盲从公众，而是站在公共利益立场，凭借良知和法学专业知识，尽力还原事实，追求真实，解读真相，发掘传递了部分法律人在制止和纠正这两起重大错案中散发的人性光辉和良知正义正能量。浙江省政法系统有关领导评价，稿件“大气磅礴，读后令人荡气回肠”。在包括陈东升在内众多有识之士的呼吁推动下，这一问题引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重视，中央政法委后来专门两次下发通知，要求全国政法机关严守法律程序制度，向检察官张飚学习，坚守防止冤假错案底线。

三、坚守良知，敢说真话，勇于监督揭露腐败行为。

在陈东升看来，记者应当正直善良，关注民生、敢于为老百姓说真话。2011年9月，他采写了《温州农房集聚改造几家欢乐几家愁》，通过市委书记和被拆迁农民各算经济账，反映了基层群众疾苦，呼吁惠民利民工程要以人为本、依法办事、由民作主。报道接地气、算细帐、说真话。温州市相关部门事后也虚心接受媒体监督，及时调整了农房改造政策，努力让农民拆得起、搬得起、住得起。

在陈东升看来，记者应当正气凛然，不畏权势，敢于开展舆论监督。他的《红顶商人击倒台州黄岩党政四要员》、《温州科技馆展品合格率仅7.1%》、《余杭农保区内建公园耗费20亿无人埋单》、《浙江省委书记痛斥温岭贪小利吃大亏》等报道社会反响巨大，一些贪官污吏还因此锒铛入狱，受到了党纪国法惩处。

2003年5月，他不惧威胁利诱，采写了《女厅长失踪之谜》，首次披露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腐败东窗事发出逃国外的消息，促进中央部门制定完善了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审批管理制度。2006年7月，他顶住重重压力，采写了《温州农民建房搭车收费竟达14项》，国务院为此专门派调查组督查，依法处理了32名官员，将多收的违法收费一一退还给了建房农民。

回首往事，展望未来，陈东升说，“与其说记者是安身立命的职业，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奉献追求的事业，当作是舍我其谁的毕生使命。我愿继续以法治思维追寻新闻真相，为推动中国民主法治进步鼓与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