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 周青先

我是齐鲁晚报最老的一线记者，马上就五十周岁了。我三十多岁改行当记者，理由只有一个：我热爱新闻摄影，梦想有一天像罗伯特·卡帕那样，到世界新闻最前沿，当战地记者。 17年来，我兢兢业业，对得起“敬业”这两个字。我的采访故事大多平凡，也有几个铭刻在心。 2008年汶川大地震，我在报社第一个提出采访申请，第二天就进入灾区中心采访。然后和同事冒着生命危险，顶着余震引发的塌方和滚石，强行突进汶川县城，发出了讯头是“本报汶川讯”的报道。2010年8月，甘肃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灾难，上千人被埋。采访期间，我的脚被扎伤，当时现场污染严重、恶臭扑鼻，伤口极可能感染，我没有退缩。而最难忘的故事，是在日本福岛核禁区采访的经历。2011年，日本发生9.0级大地震。福岛核电站机组连续爆炸，放射性物质四处飘散，造成二战之后最严重的核危机。本报派往日本的首批记者，没能进灾区，半路撤回留下遗憾。 5月初，我和另一同事奉命再去日本采访，目标是东北重灾区。我们开车沿着东北海边一路向北，灾区中心的悲惨景象深深震撼着我们。沿海城市大部分被海啸推平，房子被撕成碎片，汽车被拧成麻花，万吨巨轮被推到几公里外的大街上。我们克服重重困难，花了十天完成了原定计划，准备回国。就在此时，福岛核电站再出危机，一号反应堆核燃料棒熔化烧穿炉底，5000多吨放射性废水泄露，一大片新区域因为辐射严重超标被划为新的禁区，成千上万的居民正在撤离。福岛成为超过当时的利比亚战乱、世界排名第一的新闻热点。一种使命在向我召唤。我思考再三，决定闯一闯。我向团队提出“进福岛”的建议，遭到一致反对。旅行社的司机、导游干脆找理由提前开车回了东京，把我们扔在半路。我的年轻同事，因为计划要孩子，不能受任何辐射，我只能独行。 5月15日，我从新干线福岛站出来，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会日语，没有翻译，没有车，甚至不知道核禁区在哪里。费尽周折我找到了一辆出租车，但司机坚决不同意进禁区，只好先到辐射禁区边缘的川俣町灾民安置所，采访搬迁出来的禁区灾民。

我一边拍摄一边问，终于找到一位会英语的中学生，和一位从浪江町禁区转移出来的灾民，他家离福岛核电站只有10公里，对此地很熟。我再三请求他们帮忙进禁区采访，并以重金酬劳。也许我的敬业精神打动了他们，他们终于答应。我们开车逐渐向核禁区线靠近，远远看见警察和自卫队设置的哨卡就绕着走。七绕八绕，终于找到了一个小路口，有警戒线但无人把守，可以进入禁区。他俩说不能再走了，就在附近等我。我穿上“防护服”——就是防疫用的一次性连体防护服，它不能挡辐射线，只能隔离粉尘污染。当我站在禁区线上的时候，心在狂跳，一时间大脑充满犹豫和恐惧。眼前便是核辐射禁区，这一步迈出去，万一遭受过量辐射，我的后半生可能就要改写。但转念一想，世界最热的新闻焦点就在眼前，这是我渴望了多少年的机会。如果因为恐惧而错过，我肯定会后悔一辈子，永远不原谅自己的胆小。我一咬牙，闯过了那道死亡线。那是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五月的福岛乡间极其美丽，开着大片郁金香和粉红的樱花，有精致的农家小院和大片肥沃的田野，有大批奶牛等牲畜在游荡吃草。真是一幅美丽的田园风光啊。但，这份美丽和宁静背后，却是无形的杀手。所有植物的花和叶子上，都粘满致命的放射性同位素，如铯-137，碘-131，碰不得。所有的牲畜因为吃了这些植物，都将被宰杀填埋。这片美丽的田野和农村都已经被抛弃，空无一人。一只猫孤独地坐在村口，可怜巴巴等着主人回家。我这一趟，其实只能为这一切拍下一张张遗像而已。天渐渐黑了，拍摄基本完成。我找个高台坐下，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摘下口罩，给报社总编打了个电话：“我进来了！齐鲁晚报记者已经进入福岛核辐射禁区采访，请您指示……”领导命令“：不要冒险，安全第一，赶紧撤离！” 黄昏的禁区一片凄美。我知道这里将是几十年的死亡地带，再也难见人影。无论如何，作为记者，我已经将脚印留在这里，没有遗憾。想到来路经历的种种艰难和波折，我忍不住热泪长流。

再见，福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