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 居杨

居杨　女，汉族，1969年7月生，中共党员，法制日报社美术摄影部主任，高级记者。

摄影代表作品有《丢丢的悲剧》、《重刑犯》、《消失的耕地》、《总书记与老英雄》、《金三角禁种罂粟纪实》等。个人和作品曾获中国摄影金像奖、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全国年度新闻摄影作品评选金奖、全国法制好新闻一等奖、全国综合治理好新闻奖、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好新闻奖等。多次担任国际国内摄影作品评选评委，是中宣部等单位组织的“三项学习教育”巡回报告团的报告人。

被评为中国记者协会“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中宣部“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个人”、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建功立业标兵”、全国司法行政系统抗震救灾工作先进个人等。

我是从1995年开始在法制日报社担任摄影记者的，也是我们报社第一名女摄影记者，与相机为伴在一线采访已经20年时间。今天我想与您分享自己做第一个摄影专题报道时的故事。专题《丢丢的故事》《丢丢的故事》我做了8年，这是自己没有想到的。

1997年夏天，报社交给我一个线索，北京警方从吸毒者手中解救出一个孩子。按惯例，这类任务只要到现场拍上几张，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但当我在医院第一次看到被吸毒母亲当作抵押品抵押给毒贩，而后遭到摧残、全身布满伤痕的3岁男孩丢丢时，我被孩子的惨状震住了，再也放不下这个可怜的孩子，想通过报道帮帮他。那个夏天我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泡在医院里采访拍摄。拍摄到吸毒母亲被警方抓到后，与丢丢见面，相见不相识的情景，母亲的眼神那么冷漠，而丢丢只说我不认识她。两个月后，《丢丢的悲剧》摄影报道在《法制日报》《南方周末》刊出，引起的强烈社会反响，是当时作为年轻记者的我没有料到的，摄影部的电话被打爆了，三天内收到捐款5万多元，解决了孩子的医药费问题，许多读者还希望领养丢丢。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媒体的力量。

这个报道又在1998年全国禁毒展览以及随后几万套全国禁毒挂图上展出，现在每年“6∙26”国际禁毒日大家还能在禁毒展板上看到丢丢。 1999年，从劳教所释放出来的丢丢母亲表示悔过并接走孩子，我继续追踪采访。拍摄到劳教所为母子重聚举行的丢丢5岁生日会，丢丢边吃生日蛋糕边偷看母亲的场面。母亲在民政局领走孩子要签领条，没想到丢丢跑过来在领条上按下手印。我们把丢丢送回河南信阳山区老家，那是个连电视信号、手机信号都没有的贫困山村。但丢丢很开心，高兴地帮着妈妈拿这搬那。当我拍下这张照片后，做了个决定：不再继续这个专题了。 说实在的，对这个题材我有很深的感情，它让我明白：记者不仅要有新闻敏感、新闻激情，也不仅要有报道技巧，还要有博大的人文情怀，对于人民群众要有深切的情感，并尽全力帮助他们。虽然新闻界认识我是从丢丢开始的，他或许是我一生的好题材。但我怕不停地采访报道会影响到丢丢和他母亲的生活。我希望丢丢能忘掉以前的一切，开始新生活。然而五年后的2004年，美好的愿望被打破了。

3月份我正在采访全国两会，接到丢丢舅舅的电话：孩子母亲复吸毒品，早就把丢丢遗弃在农村。两会报道结束后，我赶到信阳。看到的丢丢，感觉又回到了8年前。丢丢生活艰难，要自己照顾自己。因为丢丢是私生子，家人觉得抬不起头，动不动就拿孩子出气，他舅舅竟当着我一个外来记者的面，稍不顺心就把孩子打了一顿。丢丢渴望学习，但家里没给他付过一分钱学费，乡村老师收留了他，丢丢的小学教育没有书和本，全靠记忆。从当年的3月到9月，我前后四赴信阳,采写了《哪里是我温暖的家》等9篇报道在《法制日报》《南方周末》和中央电视台等30多家媒体刊播，再次引起人们对丢丢命运的关注，并由此引发了关于保护未成年人相关法律的大讨论。法制日报社特别为这个普通孩子开辟了专栏——“关注丢丢的命运”专栏，并设立帐号，由专人负责接收捐款。丢丢母亲随后在北京被找到，她拒绝孩子被别的家庭收养，对我说：孩子你们别想带走，把捐款给我，其他就不要管了。为了丢丢今后的归属，我从一个摄影记者变成志愿者，不停地四处奔波诉说，求助儿童基金会、国家禁毒委等部门。我去见了信阳市长向他详细说明丢丢的状况，后来市长同意以信阳市名义与丢丢母亲协商解决孩子的抚养问题。在协商过程中，10岁的丢丢做出一个苦涩的决定：不想再和妈妈在一起。

后来在全社会的努力下，2004年8月，丢丢脱离了吸毒母亲，走入新家庭开始了新生活。现在想来，我是伴随着丢丢一起成长的，这个来自于日常生活的普通人的专题，让我感悟到,摄影记者看似用镜头在拍摄，但实际上是用心来拍摄，摄影语言表达能否到位，取决于你的心是否与被摄者离得很近。我们应带着思考，带着情感，走进生活，扎根生活，去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去捕捉反映事件本质的瞬间。实践证明，小人物能够出大报道，有了人文关怀的新闻照片才能打动人。同时，我也体会到，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对于人民群众的关心和帮助，仅仅局限在某个个体身上是不够的，还要延伸到在社会层面、解决毒品犯罪等种种社会问题,这是我们媒体人的社会担当。沿着这条道路,此后我进行了许多新闻采访

2002年至2006年，通过三次深入世界著名毒源地“金三角”，独自在战乱不断、鱼龙混杂的密林中，与各路军事首领、毒枭、烟农、吸毒者面对面采访，我用图文记录了“金三角”内幕。 2004年，在北京市看守所，我采访一群犯下重罪的人，杀人犯、抢劫犯、强奸犯……我用一个月的努力让重刑犯们慢慢接受我，通过身体姿态、环境光影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对生命的渴望。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我刚生下一对双胞胎男孩仅四个月，但感到这么大的灾难发生了，必须要去。就向报社请缨，刚开始领导考虑到我还在哺乳期，没答应，最后在我的反复坚持下才勉强同意。随后我乘坐震后开通的第一个航班于5月13日赶到灾区，冒着余震、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危险，徒步走映秀赴北川，在断水断电没有食品没有通讯信号的困境中昼夜采访，坚持拍摄了一万多张照片。

20年的采访实践让我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有了切身的认识和体会。它引领我走得更远,脚步更坚实。

2014年，我还在南疆反恐一线，用镜头记录大漠中的影像。我想说我要特别感谢摄影记者的职业生涯，让我拥有了不一样的人生，对生命、幸福和苦难，对民族和国家都有了更多领悟和理解，从而也让我明白了一名新闻记者的责任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