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报 江娜

    江娜，农民日报社记者

2011年1月4日凌晨1点半，在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里，我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躺在一辆装载了30吨蔬菜的福田欧曼重卡的驾驶室前座，椅背后面紧贴着一个改装的上下铺，两个在几小时之前认识的司机师傅鼾声如雷。我望着外面昏暗的灯光，等着天亮。那是一次关于蔬菜价格的采访报道，我追着一根黄瓜，从山东寿光一个蔬菜大棚，追到北京十里堡一位买菜大妈的菜篮子。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场景并不陌生。是的，这就是记者。一群行走着、记录着、思考着的人。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有更多机会去见证历史、感悟生命。幼儿园，本该是一个母亲心里最温暖的地方。但是，在安徽合肥，有这样一家特殊的幼儿园，只要你在教室门口站上两分钟，你的心就会被狠狠地揪住。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下面十几个孩子，有的背对着老师、面无表情；有的蹲在角落里小声地哭泣；还有的会突然站起来尖声大叫，陪伴的妈妈赶紧含着泪把他拉住…… 他们，是一群自闭症儿童。

2013年，我们在安徽采访农村残疾人生存状况时去过的一个学校，名字叫“春芽残疾人互助发展中心”，创办者也是一对残疾人夫妇。因为资金有限，教育条件非常简陋，但是他们不能收更多的学费，因为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农民工家庭，再加上每一个自闭症孩子几乎都需要一位家长全职陪伴，所以这些家庭的经济状况濒临崩溃。那是一次伴随着泪水的采访，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极为心酸的故事，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咬着牙、死都不肯放弃的家长。他们白天用来陪孩子、夜里孩子睡着了，出去打两三份工，挣扎着挣钱维持生计；他们不吃不喝抠出钱让孩子上康复学校，哪怕只是为了孩子在某年某月某日轻轻笑过。有一个农民工妈妈，两口子常年在外地打工，孩子丢给爷爷奶奶带。

1岁多的时候，孩子还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甚至还能叫声妈妈，但是那时候她很少有时间回去，回去了也不敢跟孩子亲热。她说：“我很想抱她可是我不敢，怕我走了以后她会想我，会哭。”后来孩子慢慢长大，才发现是自闭症，再也无法交流。尽管知道自闭症是先天的，与后天照顾关系不大，这个妈妈还是抑制不住地大哭，她说：“早知道，她小时候我就该多抱抱她了。”

在我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发展的背后，有农民工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年又一年，像候鸟一样离开家乡，离开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他们将青春与汗水奉献给了城市建设，却默默承担了太多的苦楚与伤痛。这个群体如此之大，有2.6亿之多，但他们的话语却如此之孱弱，远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我常常在想，作为一名“三农”记者，我们的坐标在哪里？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视角是什么？接触到这样的故事越多，这个答案就越清晰。不仅在于记录与见证那些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更在于，把脚步放慢一些，更慢一些，等一等那些留在乡下的、我们的父老乡亲们；推一把那些走进城里的、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让生活在这片国土上的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关注，都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脚步，分享到政治昌明、经济繁荣的成果。那次采访也给了我极大的心灵震撼。作为一个时常出差的妈妈，我完全能够体会那位农民工妈妈的心理，怕太粘了，走了以后孩子会想妈妈，就故意疏远一些。

那次出差结束回到家，我抱住2岁女儿小小的、软软的身体久久不愿松开。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女儿聪明健康，家人全力支持。尽管我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会时时刻刻陪伴孩子的好母亲，但是，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让女儿骄傲的母亲。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跟她的小朋友说，我妈妈是记者，她是这个世界上最棒的。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对我来说，记者这个职业，就如这片沉厚苍茫的土地，不是轻而易举的、不是可有可无的、甚至不是能够挥洒谈笑的，而是无上的荣耀和使命，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与不悔，是不妥协、不懈怠、不犹疑的一往无前，是深藏内心、无可替代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