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镇有238个 设市障碍重重

撤镇设市不能走升格翻牌的老路

2014年底，农民造城的样本龙港镇有了一个新身份——全国最早的两个镇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之一，它要探索从镇到市的发展新模式。

苍南县委书记黄寿龙介绍，在成为试点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龙港镇开展了一系列扩权提效的创新改革。比如龙港在年度用地指标、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农转用等方面享有县级权限，还具备了一定的改革人事权。

像龙港一样，很多特大镇通过扩权增添了发展活力。湖南浏阳大瑶镇享受了财权下放的“双返”政策，新增收入的80%、土地出让金的80%返还给镇里，大瑶镇党委书记周森源告诉记者，税收返还后的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大瑶镇基础设施投入逐年递增1.2亿至2亿元。山东青岛李哥庄镇党委书记刘瑛也表示，权限下放、政策倾斜促进了当地特色产业发展，目前镇里着重打造“互联网+传统产业”的新业态，全镇从事电商人员已达3万多人。

今年，“扩权强镇”被写入《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意见》明确指出要给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特大镇部分县级行政管理权限，允许其按照相同人口规模城市市政设施标准进行建设发展，并同步推进特大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设市模式创新改革试点。

试点取得不小的进展，但一些镇发现目前仍有不少难以突破的瓶颈。东莞虎门镇反映目前镇里非户籍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缺乏分担机制，虎门镇镇长曲洪淇以教育经费为例算了笔账，镇办小学中59.8%的人是非户籍人口，按照义务教育的要求人均建设面积1.5平方米、人均经费2万元左右，光算这两笔费用都要约33.4亿元，“对我们一个镇来讲负担很沉重。”

还有一些镇发现，推行一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后，管理水平还是难以跟上。江苏苏州吴江区盛泽镇承接了部分县级管理权限，虽然当地百姓办事方便了，但由于人员编制未增加且缺少专业型人才，部分人员不得不一岗多职，往往还得聘请编外人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认为，培育新生城市，不是简单的特大镇改市，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城市的新型管理模式，既要探讨具体设市的路径、模式，更要探索新型城市管理的方法。“不能走升格、翻牌、大幅度增加管理人员的路，这不符合中央改革的方向，必须要创出一条新型管理模式，要走小政府、大服务的模式。一定要提高行政效率，控制行政成本。”

镇改市不能一哄而起，要有序推进

在专家们看来，镇改市对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有很重要的意义，推进步伐应该更快一些。“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特大镇改市是稳增长、扩大民间投资很重要的抓手。”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认为，镇改市后自然会有大量的民间投资进来。2015年浙江省36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投资增速就达20.2%，高出全省7个百分点。同时，他表示培育中小城市也十分有助于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解决他们“融不进大城市、回不去农村”的纠结。

进一步推进特大镇改市，李铁认为还需要体制改革取得更大突破。“镇改市体制上的核心问题是要思考等级化的管理体制需不需要打破，由于利益的固化，各级城市不同等级，导致改革的难度加大。”李铁表示，特大镇未来发展的核心不是等级色彩浓厚的“放权”问题，而是一个“还权”的过程，应该回归到城市的本质——建立城市间平等的竞争关系上来。李铁认为，是时候适当调整行政区划体制来适应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变革了。

加快推进改革绝非一哄而起，专家们特别强调“有序”二字。辜胜阻表示，历史上有过教训，上世纪90年代县改市之所以停滞了，就是因为改革一哄而起出现了一些虚假现象，特大镇改市一定要根据特大镇自身的条件以及功能定位来综合考虑是否设市，中小城市的形成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政府起的是引导作用，要有序地通过强基、扩权、改制、增民、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一系列步骤来逐步发展中小城市。

胡祖才同时强调，特大镇主要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聚集使得特大镇各具特色。因此，特大镇设市没有统一的模式，必须要遵循当地的发展规律，注重发展特色产业，因地制宜来提升城市、城镇的生命力。

 

 

作者: 赵展慧

责任编辑: 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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