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期国经论坛系列讲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改革
主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国经论坛》系列讲座 总第12期 2017年第9期
时间：2017年8月28日下午14：30
地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内容：
张燕生：各位来宾，各位女士，先生们，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2017年第9期《国经论坛》。这个论坛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举办，并由红豆集团赞助。
今天论坛的主题是关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探讨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以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结构性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以及所遇到的障碍。下个月很快就要开“金砖国家”厦门峰会。金砖机制已经运行十年了，十年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从十年前的12%提升到13%，贸易比重从11%提高到16%，对外投资比重从7%提高到12%，吸引外资的比重上升了10个点，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50%，所以这次厦门的金砖峰会将把金砖机制引入第二个黄金十年。今年的金砖机制峰会的主题是“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即“金砖+”，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为了讨论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改革问题，我们一共请了几位专家：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教授，第二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贺文萍教授，第三位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林民旺教授，第四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文泽教授，第五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程亦军教授，最后一位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助理研究员陈迎春博士。
首先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执行局副主任魏建国副部长发言。魏建国同志曾经担任过商务部的副部长，精通国际贸易投资等事务，从国经论坛开办以来，魏部长对论坛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首先请魏部长为论坛致辞，有请魏部长。
一、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居于前列
魏建国：首先谢谢燕生，燕生过奖了，应该说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论坛的平台搭建得更好。9月4日、5日将在厦门开金砖国家会议，大家都期待着，但也有人在怀疑金砖机制到底行不行。我的观点是：在当前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发展的情况下，金砖国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也是以中国为主的一个平台。有些媒体讲金砖，不是强盛，而是看衰，比如开始四个国家，后来拉进南非，南非的成色不足，就是金砖的成色不足，对金砖国家共同推进全球治理和改革抱着怀疑。但我认为今年的金砖国家会议一定会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一样开得很好，而且会取得更大的成效。
我讲这个观点，主要是基于今天这个议题。在讲这个议题之前，我也讲两个小故事，一个是我被新加坡大学东亚研究所邀请作为中国的嘉宾，那时候我还在当副部长的时候，叫做“新加坡关于东盟今后发展的趋势和特点论坛”。当时主持人认为中国正在转变出口的结构，但中国如果转变结构，不把三驾马车里面的外贸，进出口作为拉动需要，我们其他的东南亚的雁阵，领头羊是这样，其他国家怎么样？我感到惊讶的是，与会嘉宾都建议中方不要改变经济结构，因为东南亚就是靠中国进口和出口才带动的。去年我跟郑永年教授进行了交流，他也同意我的三个观点：第一，中国的发展要从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人力来考虑，不要仅看到中国，还要有全球的视野。第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不能只看到表面的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增收放缓。第三，中国应该利用各种不同的制度互补，尽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大的优越性，但也要与其他国家要互补。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呈现出向好的态势，对外投资进出口贸易将会以两位数的增长。在此背景下，几年前中国推动结构性改革所付出的努力产生了积极的效果，而且这种内生的潜力很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其中最大的潜力就是结构性改革里的关键一条，即自主创新。当然，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仍然需要继续深化。
以消费为例子，全社会的消费对整个GDP的拉动达到93.4%。随着中产阶层人口很快就要达到5亿，促进消费越来越重要。那么结构性改革如何创新？能不能作为其他国家的样板和示范？比如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成功了，对非洲国家来讲就是一种鼓舞，因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调整成功了，老百姓就会越来越富。我提出这个问题，供各位参考。再次谢谢大家！
张燕生：非常感谢魏建国副理事长。下面请嘉宾发言，首先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张斌研究员发表演讲。
二、中国工业化高峰已过，未来需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
张斌：非常感谢国际交流中心的邀请。 今天我跟大家主要分享对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的认识，另外包括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对全球的，特别是新兴经济体他们对结构性改革的一些影响。
今天会议的关键词是讲结构性改革。因此有必要去讲一下什么叫结构性改革。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政策目标是要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物价也好，产出也好，经济产出、就业要保持接近潜在增长率的水平上，要保证充分的就业和物价的稳定。还有一类政策，目标是提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这一类统称叫结构性政策，结构性的政策目标是要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提高效率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这类的政策有很多，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所谓的结构性改革的政策大概可以分成三大类，一个是改革，改革我们更多的其实强调主要内容是市场化的改革，第二个开放，第三个是基础设施建设。
总的来看，过去从70年代末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高速的增长，完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赶超过程。当然今天中国经济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们回头看过去的三十年，确实是在世界经济增长过程当中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成绩。中国讲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如果回顾过去的三十年，再跟其他的高收入国家相比，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包括过去经济增长，除了中国自身的努力，也与外部环境的大背景离不开。什么是外部大环境呢？我们如果看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你看大一点的经济体，它的经济增长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高收入国家在过去由穷到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很类似的经历。非常简单地说，经历了什么呢？要想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必须要首先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高收入。战后许多国家排着队度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先看美国，美国是50年代就度过工业化的高峰期，开始工业转型，再就是西欧，从英国到西欧到德国，日本在60年代末度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再接下来是南欧，包括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他们是在70年代中后期度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再后来是四小龙、四小虎，他们是80年代，包括台湾开始慢慢度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接下来就是中国，为什么我刚才讲天时地利人和？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一个国家排着队进行工业化的进程，向高收入的国家门槛靠近。 80年代 “四小龙”的工业化高峰期过去后，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中国80年代中后期以后抓住了这个机遇，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工业部门来看，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很多的产品、很多的技术跟国际的领先水平比较还有差距，现在不能够太得意、不能自满。这个说法没有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如果说是做一个客观的判断和评价的时候，应该更多是看它的增长速度，而不是看发展水平的比重，发展水平越大其实赶超空间越大。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其实跟过去高收入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从小的过渡上来看，从刚开始的手工业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再到基础设施，再到钢铁装备制造业，这个过程跟发达国家经济是非常类似的。到了今天，特别是金融危机以后，按照国际标准一套指标，中国也像所有其他高收入国家一样，从2010年以后中国的工业化高峰期已经过去了。
中国的工业化高峰结束，和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的经济是非常类似的。两个关键指标，第一个工业部门的增加值是不是达到40%，这是一个门槛值，哪些国家高一点、哪些国家低一点？第二个指标，人均GDP按照PPP是不是过了8000到10000，中国的动作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的动作是非常一致的，可以说我们的动作非常标准。不要把中国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相比较，他的GDP占比30%的时候工业化就开始停滞了，中国不是。度过了工业化的高峰期之后，中国接下来并不是说工业部门就不发展，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没那么快了，但是其实增长的动力更多依赖于产业升级。过去七八年来看中国的产业升级比较成功。尽管没有一个综合的衡量产业升级的综合指标来观测产业升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证据观察，比如通过研发投入和产出比，来证明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的进展状况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研发的投入产出，中国目前的研发投入的GDP占比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到现在的专利增长数量包括发明专利到目前都是高速增长的状态，并且金融危机之后并没有减速，中国企业在美国注册专利的速度，也能达到20%的高速增长。过去五六年，企业最苦的时候，其实是优胜劣汰、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过程。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市场有时候很残酷，淘汰很多企业。如果从产品角度去看，大家看看街面上跑的汽车就可以看到，国产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是快速提高的，特别值得提的是汽车，汽车市场里面增长最快的是SUV，SUV里面排名前十的有7名是中国的，不再是合资品牌一统天下了，简单的汽车也有1万多个零部件，要把这个产业做起来不是一家企业的事，是一个综合生产能力。我们有一系列的证据来看中国制造业不同的产业升级进展的状况到今天来看不错。
今天主要是讨论国外，不是讨论国内，但为什么说这么多中国的事呢？是因为中国的产业升级状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跟全球的制造业，跟其他国家面临的发展机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十几年前，2002年、2003年的时候，中国当时大概一年产300万辆汽车，盖300万套房子，那是十几年前。现在中国一年产2800万辆汽车，1000多万套房子，这就是什么概念呢？美国一年大概产1000万辆汽车，盖100万套房子，而中国房子和汽车这两个最大的消费品的体量比得上欧美的价格。全球的经济好转，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我是比较认同的，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制造业经过前一段时间的产能出新、优胜劣汰，产品价格回升，带动了一系列的产业回升。这么大体量的经济体，如果还在做劳动密集型的东西，不从劳动密集型包括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升上去，其他国家的机会就有限了。有位拉美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很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拉美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的因素不能不考虑。拉美的发展战略是精准替代，后来没搞成功，现在转过头来也想搞市场化出口，但中国也开始搞。但中国和拉美的成本不具备可比性，拉美根本比不了，所以拉美就错过了。他这个观点我不完全赞同，但是其实代表了市场上包括学术界很多人的看法，不管怎么样，如果说我们中国的产业升级能够按照目前的势头一步一步按部就班走下去，中国能够向高收入国家迈过去，对全球制造业，特别是比中国收入还低一点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是机会。因为绝大部分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都面临着没到工业化高峰的阶段，如果说中国能够尽早迈过去，在未来的增长发展轨迹上走得比较顺利，其实给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潜力和机会。也有很多是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之后，有更多的合作，有更多的一些建设，这对带动他们的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对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一些人口相对密集的，离中国距离比较近的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较看好，他们的发展潜力非常好，如果中国按照现在的步子一步一步往上走，他们的发展潜力和机遇也会很大。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有全球化视野、全球化布局的企业发展潜力也更大。这点看股票市场上什么股票涨得好。我记得有一个报告讲凡是上市公司盈利涨得好的，几乎无一例外这些公司都在海外发展。因此制造业如果关注国内一个小市场，能做得特别好的不多，那些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海外投资，有很多布局的制造业，能够有更好的增长。这个不仅仅是对于中国，对我们合作的对方国也好，都是互利共赢的过程。
中国企业是要走出去，政府其实在这方面也比较积极，因为企业在跟国外打交道的过程当中面临很多的问题，有些是跟政府打交道的问题，有些是对市场不熟悉的问题，在有些环节当中可能需要政府做一些配合工作。中国这些年对外交往，我们也是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这些尝试，其实国家和国家朋友，国家和国家建立关系，和人与人交朋友、建立关系是类似的，不见得你上来就能交到很好的朋友，首先需要积极的心态，需要多做尝试，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付出一些成本，交友不慎的事情也是有的，不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而应该有一个开放态度，多做积极尝试，这样需要长期的学习过程和摸索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的企业家和员工在海外学习和慢慢适应的过程，这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的，需要我们十年、几十年长期的持之以恒的开放态度、鼓励态度，不管是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多做这种尝试。但是没有这个，我相信中国如果不能在全球作为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在全球视野里面分配资源，是做不好的，对一个国家也一样，只有全球配置资源，经济增长前景才更有持续性，增长潜力更有保障，而且这么做，不仅仅是对中国好，对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是有好处的。
张燕生：非常感谢张斌教授刚才给我们提供的几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第一个论断，中国的工业化的高峰期过去了，对这个问题我和他的看法比较接近，他的看法是2010年，我的看法是2012年，我的看法是201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叫“新常态”，一个新三十年开始了。张斌教授给我们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过去三十年业绩发展是不错的，它的成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张斌教授给我们讲三个因素，第一个是市场化改革，第二个是开放，第三个是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富，先修路。第三个，张斌教授给我们讲下一步的增长要从量到质，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互动，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互动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向张斌教授请教一个问题。您给我们讲述的三个重要观点，是从总量和结构上来讲的。如果从区域上来讲，我们会发现中国实际上不是一个世界，是三个世界。东部沿海的7个省研发强度都是在2.2%以上，高的是北京达到6%，其次是深圳4%，像广东和江苏一年的研发投入，2015年是1800亿人民币，投十年就是2万亿，什么样的企业和公共创新的平台投不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确实东部沿海地区他们现在出现了一个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的阶段。东部的7个省，东北沿海一年的投入9000亿。第二个板块是中部的区域和西部比较发达的省，12个省市，他们的研发强度都是在1-2.2之间，这12个省一年研发创新的投入大体上将近5000亿，平均每个省研发创新的投入大致是300亿到500亿，是一个广东省、一个江苏省1/3，包括四川、河南，也可以我们看出第二个板块实际上还是在投资驱动的早期、中期、晚期不同分布，也就是你拿别人1/4的投入想取得什么样的效果。第三个板块是中国的西部地区10个省，10个省一年研发创新混在一起是1万亿，10个省也只有江苏和广东的1/4，研发强度都是1亿以下，也就是这10个省还处于资源驱动型的状态。你讲中国工业化的高峰期过去，对这三个世界应该怎么区别对待呢？一会儿非常希望能听到张斌教授的意见。
三、南非的结构性改革面临民粹主义的阻碍
贺文萍：南非是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的一个代表，也是我研究领域的“领头羊”的国家，它的经济出现了什么状态？它需要进行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对我们未来的发展关系又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来契合？
首先看南非的经济。虽然南非在金砖国家里其实个头是最好的，以前把它吸纳加入到金砖去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说它连印尼都还够不上，经济体是最小的，如果按经济体来排队，它根本就没资格加入到金砖里面去，但是它其实超越了纯经济的概念，金砖国家领导人把这个概念拥抱起来，每年都要开峰会，其实要赋予它很多政治、经济、外交其他各方面的意义，特别是要跨越地缘，把整个非洲大陆纳入进来。南非作为非洲大陆的一个门户。金砖国家在南非成立了一个非洲区域中心，南非大张旗鼓庆祝了一番，因为有这样一个桥头堡，未来以它为支点，整个非洲大陆，比如说金融方面的业务可以到南非进行。南非经济现在是雪上加霜，现在听到的消息都不是鼓舞人心的消息，都是负面的。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增长到停滞，过去种族隔离停止之后，大家都非常看好，整个非洲作为它的腹地，本来有很多大的南非企业把整个非洲作为它的市场。我到很多非洲国家去看，很多企业都说这个企业是南非的，那个企业是南非的，以前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老把中国叫做“新殖民主义”，怎么没人把南非叫“新殖民主义”，划地，做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比我们多多了，因为它是自己人，但是后来因为有了排外运动之后，关系就不好了，没有把它作为自己人。现在经济情况很糟，经济增长率快要成为负增长了。当然去年有一个原因，因为遭受了大旱，旱灾，粮食产量也降低了。即便是今年，最好的预计也是只有0.6，也未必能实现。过去叫金砖，现在曾经有的经济学家和一些投行，把南非，包括跟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土耳其这几个国家合在一块认为是“脆弱五国”，这几个都非常的脆弱。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国际上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都把南非的主权信用评级纷纷下调，从标准普尔开始到穆迪，都调低，调到了垃圾级别。
除了经济从增长到停滞，还包括高失业率，南非自己公布的失业率，说是今年前二季度说77.7%，其实青年人里面的失业率是高达56%，这是非常高数字，一般百分之几点几就受不了，等于两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没有工作。现在你到南非去旅游，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针对中国游客的袭击都有，就在酒店大堂里都有袭击。有个江苏代表团还在大堂里商量下一步到哪去，来袭击了，一个女士高级LV包不愿意被抢走，就挨了一枪，从一个case里面能看到，这些社会问题是由于经济问题不好，导致社会的紧张状态，也都开始升级。去年就开始南非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你只要到南非去，到开普敦大学，这些很好的大学，都有学生开始搞学生运动，抗议，主要是不愿意交学费，抗议政府，一拨一拨在那儿，有时候把学校的雕像要推倒，设置路障。还有更激进的经济自由战士这样的党，叫EFF，现在还获得很多的人气，就是因为激进，这是在转型国家里容易出现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不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矛盾一激化导致民族主义，进而议会里得到更多的席位。这些激进组织要求南非进行第二次革命，这些思想我觉得已经影响到了执政党了，从祖马最新的国情咨文可以看到。南非第一次革命推翻种族隔离政权，但黑人在经济上仍然是边缘化的，所以祖马在今年2月份国情咨文里有一个数字，他说我们已经取得民主自由22年了，从1994开始算起，我们经济上大多数还是不平等，等于白人家庭的收入是黑人家庭收入平均起来5倍以上，这一点坐城市之间的飞机，飞到开普去，全是白人的面孔，你到政治圈里面都是黑人，南非到中国大使馆打交道的都是黑人，也出来一批黑人中产阶级，但是绝大多数人，住在棚户区的还是住在棚户区，住在贫民窟里还是住在贫民窟，没有改善生活，所以这种状况不能被容忍了，等等。所以南非激进组织关于第二次革命的诉求，不仅仅是政治权利，还要获得经济权利。至于这个经济权利如何获得，主要涉及到南非的结构调整，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结构调整，还有所有权，所有权的大结构，等于是种族问题，要调整到从白人手里到黑人手里来，所以南非第二次革命的目的不仅要获得政治上的投票权，也获得经济上的所有权。另外南非的社会文化是政治上的赋权走在经济上的赋权的前面，同时也是工会力量的崛起，也是崛起于社会经济总量增长的前面，还没有产生社会经济的增长，但是权利赋权的意识早就超前发展了，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工人罢工，动不动就是罢工。维权意识的觉醒是掌握在种族主义的时候早已经激活了，只不过当时经济层面的生产力方面并没有上来。但是现在维权的意识激发了一拨一拨的罢工，要求涨工资等等，反过来使得南非经济投资的环境更不理想，有一些中资企业的人，本来做矿产方面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不挣钱，工人维权意识过强，使得资方越来越感到生意难做。还有，虽然南非是非洲的超一流国家，但事实上出口结构也是非常单一的，过去南非有金子、有钻石、有矿，采矿业的发展是一个支柱，进口没有资源，并没有石油，以前是在种族隔离的时候，白人政权发展出从煤里面提炼油的技术。南非要进口石油、石化产品，所以进口是刚需，出口现在下跌，我们都知道原材料价格，各种原材料、矿产品的价格都是一路下跌，导致它的外汇收入开始往下走，所以经济一直都不景气。再看制造业，虽然南非是非洲的强国，但是它的工业制造业吃老本，没有进行再升级。相比之下，中国经常讲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产业要升级，高铁发展这么快，一下光伏产业发展很快，那就是因为有创新。南非的产业企业家精神是非常滞后的，政府审批的程序非常多，没有鼓励创新和创业，使得工业化水平一直停滞，所以有一些南非的有识之士、知识分子提出再工业化，否则很多产业经不起，哪怕是中国产品的冲击，马上就垮掉了，像纺织业等等。
2017年南非发布了经济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给了三个药方，第一，针对高失业率对政权的冲击，报告提出要培育就业市场，主要是提高教育普及率，有很多人是上不起学的，导致南非学生抗议，现在经合组织给他们的药方，就是建立高校学生贷款体系，先贷款给学生，慢慢再还，解决学费问题，目前南非还没实施。在一些企业采取实习生、学徒制，这样是隐性就业，使就业市场进行缓和。第二，经合组织建议南非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培育企业家精神，减少繁文缛节的审批程序，降低准入门槛，特别是要培育黑人企业家精神。第三，推动地区一体化，南非的经济虽然已经在非洲很多地方都有进去，但是这种地区一体化程度相对来说比较低，跟东盟、欧盟比都差很多。以上三条建议是经合组织开出的药方，目的是推动结构改革。就像我们有“一带一路”，以及中国2020，南非自己也制定了N多方案，比如有工业化政策的行动计划，叫IPAP，这个计划主要是要进行南非的工业再工业化，以及多元化。比如最近也有中资企业在南非种水稻了，这是改变他们对矿产品的高度依赖，多元化经济。2015年的时候南非还出台过九点计划，也是九个领域，关注能源、旅游、农业、中小型企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工业化、运输业等九个方面要进行布局。今年2月份，祖马在国情咨文说要推出以后彻底的社会经济改革，要彻底改变所有权结构，有点迎合刚才讲的激进自由民主主义的主张，要管理制度和经济的掌控模式，包括立法出台规章、发放许可证等方式，强制要求政府采购和基础设施工程这些大承包商一定要把30%的金额分包给非洲裔的黑人。还有海洋经济战略，意思是加快、时不我待，这是跟21世纪海上海洋经济，祖马专门到中国来，带着海洋部的部长跟我们签合作备忘录。在海洋资源里有四个优先领域，比如海洋运输制造业、船舶制造、维修翻新、沿海的油气开发、水产养殖、海洋保护和管理，南非东、南、西三面环海，海岸线非常长，临海区都非常宽，这些资源以前没有利用。
我就介绍这些情况。谢谢！
张燕生：非常感谢贺教授，贺教授作为南非非洲专家，给我们讲了南非的故事。南非故事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南非的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要快于经济改革，也就是可以看到南非的改革国事跟我们中国是相反的，中国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开始，在社会的改革其次，政治的改革到今天都是非常谨慎的，用我们中国人讲叫“稳中求进是治国理政的主基调”。因此刚才贺教授给我们讲了两个药方，南非这么改、那么改的一些药方。一会儿可能要请教贺教授的问题，因为你刚才的演讲是从金砖机制开始的。金砖机制有三轮驱动，一个轮子是讲金砖国家的经贸合作，一个轮子讲的是金砖国家的政治和安全的合作，第三个轮子是人文交流在这个方面来推动。那么，金砖机制的三轮驱动如何帮助南非和非洲大陆走出当前的困境？今年实际上金砖厦门峰会的主题是两个，一个是 “金砖+”，也就是金砖怎么能够有更多的关系，我想南非和整个非洲大陆都是我们合作伙伴关系。还有一个主题叫“全球化+”，也就是怎么通过金砖机制来迎接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三位专家我们就请林民旺教授，他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有请林教授。
四、印度大力打造五大经济走廊
林民旺：谢谢张老师。 我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莫迪的经济改革。一些数据，有助于大家了解一下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大家可能很喜欢比较中印两国，大家印度2万亿，中国是1万亿，中国是它的5倍。2008年之前中国也是相当于它的2.5倍，还不到3倍的体量，91年印度开始搞改革开放的时候，跟中国的体量只相差一点点，如果我没记错，大概那个时候印度13%，我们12%，中国现在加速度，印度没有赶上。我2013年、2014年在印度的时候，印度有个学者跟我开玩笑说，印度那几年增长的也很快，他说我们最快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中国比他还快，他一直想超过中国，一次都没有超过，直到2014年莫迪上台之后，干脆把统计方法改一改，去年、前年总算超过我们。按照经济学的说法，也是自己改了才超过，他要是没改，在那个基础上再扣掉1.7%，比中国还是低。
这是印度的一些优势，很多人谈到印度人口比、性别比、还有劳动力年龄分布等等，都比中国有优势。还有人才，全世界科技人才最有吸引力的十个地方，印度占了五个。科技人才主要指的低端一点的科技人才，不是指完全高端的。莫迪的改革，大家都明白，一直以来大家都明白印度发展的问题在哪里。第一个是基础设施条件差，随便举个例子，在印度必须要早晨6点出去，你得到晚上6、7点才能回来，你在那里只能玩大概两个小时，每个小时也叫高速公路，那是印度最好的高速公路，前些年，2013年之前是唯一的一条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上依然有牛、羊等等，最快的时候也就跑到70到80公里，很多时候基本上是50多、60公里。我们去天津两个小时足够了，高铁可能更快。因此印度的基础设施非常差，所以在印度包括他们的大使一直要求中国更多人去他们那里旅游，你要去旅游一次发现非常痛苦，因为你的车开不快，你就发现基本上在那里旅游好多天，每天都在车上，100公里要开五六个小时，经常这样，所以旅游非常辛苦。
第二个问题是行政审批与财税系统繁杂，从一个邦到另外一个邦，比如说从德里往北部走，你会发现怎么过了另外一个邦之后，车在那里排队，因为得交过路费，车辆全部在那儿排长队，一排排几个小时，经常发生那样的现象，你要丢个证件更麻烦，到派出所登记，都是手写，中国大部分是电脑操作。还有征地难，还有劳工的保护。印度、印尼和南非的营商环境没大的差别。印度内部市场狭隘，因为是联邦制，地方权力很大，中央其实根本没有权力。所以很多投资者，包括王健林在印度搞了五年，总算把万达城搞起来了，他原来以为到中央政府办手续，后来知道必须要找地方，要找邦，甚至于县的机构。他的这个项目搞了五年之后，去年说是很成功，后来也不行，为什么？因为村民没搞定，中国很多房地产在印度就是华夏信投还算搞得比较好，所有的房地产，碧桂园、万达、华夏，现在华夏幸福把那块地给搞定了。2014年中国搞的两个工业园区，2014年到现在三年过去了，工业园区的拆迁，征地才完成了1/3，另外一块才完成了1/5，但在中国可能是很快的。
莫迪很清楚基础设施的的情况。他要搞基础设施，在去年的预算里其实是把很多资金用于基建，事实上就他自己的财政能力而言还是很大的。他的基建主要围绕做几件事情，着重打造五大经济走廊，前面两条其实很早就有了，德里·孟买工业走廊，是日本人打包下来，包括设计，包括所有的构想，一直是日本在做，后来日本人做不下去了，最大的问题是土地拆迁，现在把另外三条加起来，莫迪要重新打造出来，要搞成全国工业的走廊，这个走廊是跟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产业园，还有其他的制造工厂等等配套是挂在一块的。至于高铁项目，中国是承担了德里到金奈这一条。德里到金奈是中国，9月份莫迪金砖之后去缅甸，还要接待安倍，主要任务是要推动印度港口的事情落实，高铁项目落实，因为日本的高铁到现在一直也想拿一个标志性的工程出来，但是印度税负高，搞不下去。当然印度还有计划，德里到加尔各答，到金奈，到孟买，等等，都想修高铁，等于是政府一分钱不出，日本给他修的高铁基本上是年利息非常低，好像是0.8%的利息，这个具体怎么合作还得再研究一下，也就是说没有钱去投入这个。他现在铁路，他想做的主要是，还有其他的铁路的提速，他还想发展重载列车，这个技术据说只有中国最先进，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份去的时候也帮印度办了铁道大学，后来他派人来中国学。 他要做好100个智能城市，建适用房等等，要建100个铁路项目。这些年铁路里程，包括公路，计划其实是很大的。每天铺设的轨道，从2016年到2018年其实增长是非常快的。这是公路网，其实公路网原来是有的，就是把它一些串起来，整合一下。
两条高铁，一个是德里-孟买的经济走廊，一共是1754公里，当然现在还在可行性研究，从人流量各方面来说其实都没问题，我去调研过，印度其实很适合高铁。这里德里-孟买的经济走廊，要建机场等等。
他的改革的第二项是建立国家支付公司与各个银行对接，类似于像银联一样。还有一个是所谓的身份证，建立身份证部门，上一任政府很早的时候，是去年开发出来，最早根据双眼的虹膜信息和脸形。
张燕生：这是一家中国公司去做的。
林民旺：现在印度为什么马云去年能够把蚂蚁金服注资那么多，事实上等于为整个互联网的零售、互联网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类似于身份证认证的工作。
另外GST改革，其实是三统一，把地方的财源收到中央来，这个其实很意外，大家认为不应该通过，后来居然通过了，因为有内政的原因，包括汇率改革，具体的政治交易我们就不知道了，确实是发展通过了。
还有一些改革，允许通讯、能源、采矿、工业等行业申请破产，过去是基本不破产的，因为有工会存在。现在很多行业提高份额，像国航行业都提高比例很多。还有发展制造业，开创了25个领域，鼓励包括各种各样的企业到这些行业里去投资、去发展。
此外土地征收改革法案最后在上议院没通过，同样《劳动法》也是下议院通过了，上议院没有通过。
他的改革还是有点成效，第一个增长率，这两年超过中国了，但是他的直接投资可以看到，从2016年1月开始一直往下走，今年它的增长率肯定比中国低，从一季度、二季度来看都比中国低。
还有一些成效，我想对它去年促进最大的，很多人说是最大的是电商产业，去年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给印度注入非常多的钱，去年中国对印度投资6%点多，史无前例。
张燕生：首先感谢林教授。因为林教授刚才谈了对中国来讲是最重要的，金砖机制下，中国和印度究竟今后是伙伴还是对手？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对中国和印度重要，对世界更重要，像刚才讲的德里到孟买的那条工业走廊，日本是不惜代价的，日本为什么不惜代价呢？日本计划投2000亿美金，因为日本人就讲，这里头如果这条走廊起来了，印度起来了，中国的优势就彻底终结了。刚才林教授也谈到了，中国和印度相比，印度有三点，第一点基础设施远不及中国，第二点，它的制造业率远不及中国，第三点，投资环境和信用制度远不及中国。但是林教授刚才也谈到了印度的优势，你要画一个人口结构，印度的人口结构是金字塔形，印度15岁-30岁的年轻人将近4个亿，为什么日本要用2000亿美金来打造孟买经济走廊，就是这个原因。确确实实有一个在金砖机制下两个邻国他们今后究竟是竞争对手还是合作伙伴？确实中国对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刚才讲了，中国公司帮助印度解决问题是划世纪的，连中国都没做，因为印度太落后了，包括像蚂蚁金服，也包括上海电器、哈尔滨电器、东方电器，有最先进的设备，没有订单，印度有订单，印度人的谈判能力是极强的，他会叫你用最低的价格买最好的产品，解决最大的瓶颈。林教授刚才提出的方案对金砖机制对中国、印度和世界都是最好的。这是一个开放问题。
请谢文泽教授发言。
五、新结构主义、结构性改革与拉美病
谢文泽：我重点回顾、总结、分析、评价拉美地区过去三十多年以来的结构性改革。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拉美的概况。西半球南北美洲总共35个国家，有33个拉美国家，陆地面积2000多万平方千米，巴西最大，阿根廷第二，墨西哥第三。今年总人口预计6.5亿，GDP预计是6.2万亿美元。按照收入水平，拉美地区可以讲是世界上中高收入经济体最密集的地区，9个高收入国家，15个中高收入国家，8个中低收入国家，只有1个低收入国家。同时大家都知道，拉美地区是独立较早的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在19世纪初叶，主要国家10多个，获得了独立，中国已经经历了2个世纪的发展了，也已经经历了1.5个世纪的现代化的探索，比如说像主要拉美国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1870年前后就开始了早期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巴西这些国家已经开始了进口替代工业化，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初差不多是半个世纪，20个拉美国家年均GDP增长率4.9%，巴西、墨西哥都在6%以上，曾经创造了巴西奇迹、墨西哥奇迹等等。与此同时，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拉美国家还没有越过中等收入这个阶段，经常被学术界拿来当作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这是基本概况。
接下来简单回顾一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结构性改革。其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的结构性改革经历了两轮，我称它为两代改革。第一代改革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实到今天为止，拉美地区仍然称它为结构性改革或试验，首先改革的先锋是智利，1973年非常著名的皮诺切特将军发动政变上台执政，开始了结构性试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目标是应对债务危机，80年代席卷整个拉美地区的债务危机。从政治上，在政治领域，结构性改革主要是民主化与政局“右转”，80年代大部分拉美国家结束了军人政府、还政于民，民权政府陆陆续续上台。同时实行了多党制、右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在经济上，在应对债务危机的过程中，很多拉美国家，主要拉美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这些措施在1990年被概括为“华盛顿共识10条”，第一个方面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目标是实现“小政府、大市场”，主要措施是三条，一是非管制化，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第二条，国有企业私有化或私营化，主要是在基础设施领域，铁路、公路、港口、飞机场、电力电网等进行了特许经营；第三条，保护私人财产全。
一是财政、节支、增收，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二是调整财政支出，重点增加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支出。三是改革税制，简化税种，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金融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弹性或自由浮动汇率。这个过程中经历了三场危机，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称之为“新自由主义黑夜”。第二代改革即新结构主义改革，改革的再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左翼政党上台，陆续开始了第二代改革，第二代改革并不是对第一代改革的否定，主要是修正，修正的目标是叫实现包容性可持续经济增长，政治上主要拉美国家政局“左”转的，2015年又出现“右”转趋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仍然是“小政府、大市场”，重视政府的经济职能，重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追求社会公正。财政方面，压缩财政赤字，增加社会支出。金融方面重点强调反通货膨胀，部分拉美国家像巴西等，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就是货币政策的核心，对外开放，加强对投机性资本的管制。本世纪初以来，第二代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效，社会方面有些成效，同时中国因素出现了，中国成为拉动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外部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成效，我把它主要概括为两条，一个方面是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东亚、南亚，甚至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水平。经历了5个经济周期，2009年-1997年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实现了7年的中速增长，1997年-2003年又是失去的6年，03年到08年出现了繁荣的6年，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尤其是2010年连续衰退7年，今年拉美经济又开始出现了复苏的苗头。怎么来看它的结构性改革？我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总结出来的宏观均衡模型，政府净收入+净储蓄+经常账户+资本的金融账户≈0，中国最近这几年基本上≈0。这个宏观均衡值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相关性，180个经济体过去几年的关系，拉美地区2010-2015年的宏观均衡值，具体来看有三个赤字：财政赤字、储蓄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是拉美地区结构性改革的结果。宏观均衡值只是在2004-2007年实现了4年正的，其他的全是负的。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主要是政府支出增速快于政府收入，而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措施就是贷款，政府借债，三个国家作为例子，各个国家政府部门是第一大贷款的贷款人。结果绝大部分拉美国家2010年系，他们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有不同幅度的增长，18个国家，14个国家有不同幅度的减少，这里没有古巴。内部储蓄不足，储蓄率只有2003-2007年4年内部储蓄率高于投资率，其他的年份储蓄率是低于投资率，是内部储蓄不足出现了储蓄的赤字。整个经济运转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是宏观经济的均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商品出口、转移支付，尤其是侨汇收入，外国直接投资、举借外债。
同时由于内部储蓄不足，经常出现赤字，所以拉美地区对外部融资很久以来，目前拉美地区的外债总额达到2万亿美元，其中62%左右为私人部门的外债，其中94%的外资，整个地区中的外债有94%集中在12个拉美国家。
目前宏观失衡是拉美经济的基本面，巴西最近这几年，巴西的改革，尤其是下任总统上台以来，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压缩财政赤字，措施是压缩财政开支，变现一部分财政收入，长期手段是改革财政支出体制，两方面，一个是财政支出增幅不能高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这是硬性规定。二是改革社会保障和养老金体系，目前这个改革正在推动。但是这种基本面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2017年-2019年整个地区年均失衡值差不多是-5600亿美元，财政赤字约-3000亿，持续赤字约1300亿，经常账户赤字约1300亿，其中巴西最大，差不多是-2500亿，墨西哥800多，阿根廷接近800。年均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量预计为1600亿美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经过复苏的势头就很难保持下去。
原因，我把它总结为“一二三四”框架，“一”是“一对对立”，这是根本性的错误，国家与社会的对立迷失了国家利益和目标。政党林立，难以凝聚政治共识，国家治理举步维艰。“二”是“两大矛盾”，即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劳动与资本的矛盾。现在拉美地区的政府是大政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收入+政府支出占GDP比重超过六七成。二是中国雇员占就业综述差不多1/3。“三”是社会分裂为“三大社会阶层”。“四”是国民经济分裂“四个经济部门”。同时也是它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性。
几点启示，启示有很多，我在这儿拿出来三条来供大家讨论。
首先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动摇。拉美地区的教训很深刻，因为土地有三项基本功能：生产要素、生存保障、社会稳定。
二，坚持推进以“正规就业、正规住房、社会保障”为三大支柱的新型城镇化。
三，坚持推进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的新型工业化。这一点拉美的教训非常深刻。
谢谢大家！
张燕生：非常感谢。谢教授告诉我们一个拉美病怎么治？拉美病，我自己的看法非常简单，就是在新自由主义，也可以叫新结构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始终是摇摆的，像委内瑞拉，像巴西，像哥伦比亚等等，90年代后的新结构主义没有帮助拉美走出困境，也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没有帮助拉美解除困境，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大问题，远远超过我们目前分析的宏观视野和空间，拉美人要走出困境究竟应该怎么办？中国的30年，我自己的体会，政府、市场、社会是合作伙伴，凡是政府、市场、社会是合作伙伴的地方，经济发展就好，民营经济发达。凡是政府、市场、社会是对立的，都很难发展好，无论你是靠市场还是靠政府，你都不可能走出困境。因此拉美病给我们最惨痛的教训，是靠华盛顿共识是走不出来的，靠国家剥夺资本的方式也是走不出来的，拉美的未来之路究竟在哪儿？金砖机制能够给拉美带来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头涉及到刚才谢教授讲的中国因素，其实中国因素你没有做分析，拉美人跟我说的一句话，我们不担心中国减速，去年中国GDP6.5%，一年增加7200亿美金，他说这个蛋糕对我们拉美来讲太高了，过去十几年，中国和拉丁美洲的贸易增长22倍，拉美人说我们不担心中国减速，即使减速6.5%也增加7200亿美金，美国去年增加8800亿美金，中国的蛋糕是美国的几倍？但是担心中国转型，中国如果不买巴西的铁矿石和阿根廷的大豆，我们怎么办？中国是有增速和减速的，中国也有消费的转型升级，这对拉美和中国两个紧密依赖的国家或者地区，如果一方转型，一方不转，这是灾难。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希望分析拉美三个赤字背后的原因。比如它要搞社会主义，提高福利。此外，我们还需要分析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不同。
六、俄罗斯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卓有成效
程亦军：今天讨论的主题是结构性改革，我的研究对象是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贸合作。俄罗斯是一个非常大的经济体，也非常复杂，而且发展经历也非常独特，结构性改革对这么大的一个经济体来说确实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情。今天我着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国家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调整实际上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所有的经济体再健康、再高速发展、再效益如何高，都会有一些问题，就像人一样，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毛病，如果按照中医的解释，毛病更多了，阴虚阳虚等等，经济体也一样，任何一个经济体，你说这个经济体好的无以复加，没有任何问题，不存在，任何经济体都处在亚健康的状态，都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只是看主流。
俄罗斯情况也是如此，可能比其他的经济体在结构问题方面显得更多一些，更复杂一些，调整难度更大一些。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俄罗斯经济结构各个时期不同的特点，说到俄罗斯肯定说到苏联，因为经济是从苏联传承下来的。在苏联时期就存在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当时苏联的学者和国外的学者，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重重轻轻，所谓重重轻轻就是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因为这个国家为了实现工业化，因为它是全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跟周边各个列强纷争，必须得极度强化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了工业化，他不惜一切代价，这个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之初是非常明显的。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当时工业化的水平高低我们不做评论。之后“重重轻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重工业出于国家安全，或者过度的考量，极端发展重工业，而设计到老百姓的轻工业方面非常落后。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还面临一个比“重重轻轻”更严重的问题，是去工业化，好多同志问过我，我在演讲的时候他们也问我，说为什么苏联解体以后所有的这些前苏联共和国的经济都一塌糊涂，都下降？我说很简单，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一个家庭一样，这个家有厨房，有卧室，有客厅，卫生间等等，有储藏室，全套的。一旦这个家分成几个部分，每个家庭成员分的东西就不均衡了，比如这个人只得了卧室，没有餐厅，去哪做饭，去哪吃饭，整个结构打乱了，重新建立这个东西，需要时间，也需要机会，并不是只有时间就可以的，比如国际环境状况不行，连建的机会都没有了。俄罗斯还不算是最差的，简单的例子，它的农业原来乌克兰是拔尖的，它的工业在哪？比如说俄罗斯是一个能源非常发达的国家，它的油气储量非常大，而为了开发、开采和运输，需要大量的设备，这个设备是哪的？在阿塞拜疆，都不在俄罗斯境内，所以一分家，使得经济大幅度衰退，去工业化是非常残酷的，这个应该说是在20世纪任何一个大国都没有经历过的，战争时期有的国家发生逆工业化，不那么厉害，而俄罗斯是去工业化，整个行业、整个产业消失了，这个代价非常大，而且这个时间持续很长时间，整个叶利钦时期基本上都处于去工业化的阶段。在当时俄罗斯政府忙于国家的转型，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根本无法顾及经济方面的限制，更何况原来的东西没有了，原料也没有了，技术也分散了，所以这个状况必然就下降，必然倒退。再有，在指导思想上过于迷信市场，认为西方给我们定了一个调子，只要有市场，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经历了残酷的去工业化之后，俄罗斯整个国民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很多产业和行业因此彻底消亡。叶利钦之后，普京上台，普京是2000-2008年这个阶段，普京这个人运气非常好，他上台，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媒体经常说普京时期如何辉煌，俄罗斯经济如何快速增长，其实并不是如此，普京唯一的贡献是把国家的政治稳定下来了，这是他最大的贡献，而政治上的稳定使其他工作按部就班进行，至于经济方面他真没有太大贡献，他的运气好在哪？当时国际油价大幅度上升，从5亿美元到底到100亿美元，光卖石油挖了卖就赚钱了，恰恰国际市场国际行情大幅上涨的阶段，他依靠国际市场行情大幅度的上扬，使俄罗斯经济复苏了，就是卖石油，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不幸的是俄罗斯的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了，为什么？以前一些行业已经消失了，有一些已经衰败，但是如果及时弥补有可能复苏，但是由于高油价，政府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工业化，所以能源一枝独秀，其他行业都不行，使经济结构更趋于不合理。所以我们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普京的前两任期恐怕使俄罗斯经济在某些程度上埋下更大的隐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当然也得到有些学者的认同，有些学者不太认同。
在普京之后，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四年的“梅普组合”阶段，实际当家人还是普京操纵的，在“梅普组合”阶段，梅德韦杰这个人非常不走运，一上台就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刚来的时候，1990年开始下降，苏联解体之前经济在下降，一直持续到06和07年国际油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况才恢复到1989年的时期，也就是俄罗斯经济整整衰败了将近20年。我们说普京辉煌的八年，也有说黄金八年，实际上是恢复性增长，刚刚由谷底恢复到地平线，就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而国际金融危机使俄罗斯遭受了重创，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首先是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所有的原材料价格，由于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需求下降，石油价格从100多美元最后跌到三四十美元，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能源经济遭受极大的打击。在遭受打击之后，俄罗斯国内对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在之前很多人，包括经济学家，包括普通百姓，更倾向于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学习，纯市场经济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反对任何计划，因为我们已经吃计划经济的苦头吃太多了，苏联经济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计划，罪魁祸首都是计划，所以一切都要反计划，当时产业政策、什么政策，一看都抛弃掉了。金融危机来了之后，大家就在反思，是不是有政策需要，有产业政策需要？这时候俄罗斯整个经营层又平静下来，政府又开始制定新的产业政策，比如发展农业，发展高新技术，发展汽车行业，把这些行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增长点，以它们来带动经济的增长，产业政策逐渐出来了。当时俄罗斯这个民族是善于制定政策的，我们研究俄罗斯这么多年，一般不太关注它的计划，这个民族非常善于制定计划，计划短期的不用说，中期的、长期很多，长期的可以制定50年的发展规划，这个实际上是不多见的，但是计划往往都落实在纸上，真正变成现实的极少，所以计划我们又不太关注，偶尔看一看。
梅德韦杰时期或者“梅普组合”是危机时期，普京这个人运气好的人又回来了，2012年他又当总统，宪法修改之后，新的宪法把总统任期由四年变成了六年，当时他当了八年下来了，现在新的宪法修改以后，并没有说原来的体制和现在的体制只能当两届，所以2012年他又竞选当了总统，按照法律程序他下次还可以当六年，普京政府着力在经济方面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非常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的调整面临了许多问题，这个时期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使它和西方关系严重对峙，而经济结构调整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个环境比原来差多了，以往主要通过两个俱乐部，一个是伦敦俱乐部，一个是巴黎俱乐部来融资，伦敦俱乐部主要是西方的财团和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的企业贷款，巴黎俱乐部主要是向政府机构贷款，这两个俱乐部当时是俄罗斯最主要的金融来源。乌克兰危机之后，与西方交恶，这两个财源就没了，所以资金非常紧张，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步履维艰，同时国际油价大幅度下降，这时候他的经济结构调整面临许许多多问题，比原来显得更加艰难。
总的来说，到目前为止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它的经济结构调整主要任务是改变能源型经济发展模式，非常明确，改变现有的过度依靠能源这种发展模式。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不是一个小国，像沙特阿拉伯完全没有，能过得非常很好，通过能源积累很多的财富，几代人生活都没问题，他的金融财产还在不断地滚动，对小国来说没有问题，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尤其是俄罗斯这样的有政治报复的，世界领导人政治报复的国家，光是能源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他必须得改变能源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摆脱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过度依赖，确立符合国情的健康的关键是可持续的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俄罗斯经济调整的根本性的宗旨。
目前看，经济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进口替代政策初见成效，特别是农业发展的非常好。在去年年底俄罗斯普京总统资政当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制定2025年前发展规划，根据官方现在透露的信息，这个规划涉及到结构调整的内容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要稳定发展采掘业，主要是能源工业，石油天然气都要从地下挖，采掘业是一枝独秀，这是俄罗斯的优势，他不应该放弃，符合俄罗斯的国情，要继续发展，稳定发展。第二，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政府投入，大家都知道苏联时期俄罗斯是一个农业进口大国，每年要进口大量的农产品来养活自己的老百姓，特别是养活牲口，畜牧业需要大量的进口。近些年发生很大变化，它现在成为一个农业纯出口大国，而且小麦出口已经超过了美国和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一，俄罗斯确实在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中国尤其需要深入研究，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对我们中国也很有借鉴作用。第三，继续改造军工体系，加快军转民的进展。俄罗斯是战斗民族，俄罗斯在军工某些领域美国人都比不了，军转民这条槛老是走的不顺，在改造军工体系的同时要加快军转民的进程作为国家的政策确立。第四，加大力度扶持小企业，大力发展建筑业，梯级发展高新产业，还有很重要的实施进口替代政策。苏联解体以后，很多行业产业消失了，大量的东西完全靠今后，出于工业原因，我每年都要去俄罗斯一两次，前两年到俄罗斯市场买什么东西，哪的好？是你们俄罗斯生产的吗？服务小姐说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全是进口的，这两年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所谓进口替代政策，民族工业恢复起来，努力地发展产品来取代西方的产品、取代其他国家的进口产品，这个政策目前已经初见成效，俄罗斯经济整体来说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当中获得了一些改善。从2014年开始，它的经济出现下降，去年下降的幅度逐渐减小，今年从前两个季度的情况看，出现了小幅的增长，这是非常可喜的变化，这个变化应当说跟经济结构调整是密切相关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张燕生：感谢程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就是俄罗斯的故事。他讲得非常透彻，看到俄罗斯，我就想起90年代初诺斯到北京来做的一次演讲，诺斯在1992年、1993年演讲讲的一句话，始终记得一辈子，他讲俄罗斯的改革40年没戏，他就讲中国的改革大有希望。诺斯的判断基于什么？我们知道诺斯的理论很重要的一条“路径依赖”，也就是说你的改革是过去、现在、将来是一脉相承的，你不可能说把你过去的70年仅仅靠市场能够建立起新的俄罗斯经济，今天陈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讲从最新的俄罗斯的结构性改革的迹象看，俄罗斯正在结构性改革一步一步地迈向一个正轨。比如说你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农业，农业的故事，我理解的不知道是不是对，农业从进口国到出口国是不是说明俄罗斯的市场机制起作用了，能这么讲吗？竞争力起作用了，也就是说俄罗斯正在出现新俄罗斯经济，正在开始一步一步形成，就是市场的作用，使它的结构从过去的严重依靠能源，现在改变了。下一步考验它的，能不能从农业的改革，就像我们84年以后，能进入到城市，能进入到工业，能进入到科技，尤其是像你刚才讲的小企业，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考验，最后成败就是事实。也就是说它的工业能不能有效益，它的高技术能不能有效益，俄罗斯过去的经济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所有的领域都有他的技术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讲，程教授给我们一个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分析和信息，让我们看一看未来的金砖机制能不能助推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中国的结构性改革。
现在我们就请最后一位讲演嘉宾陈迎春博士，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报告，下面请迎春博士讲。
七、结构性改革直接影响到经济竞争力
陈迎春：我们切身感受到结构性改革的好处，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是推进了结构性改革，比如世界银行每年都在发布对各大经济体的结构性进展的报告，OECD也是这样的。什么是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促进市场自由开放，还有基础设施建设。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经济要素层面，二是产业结构层面，三是法治水平和营商环境等。改与不改，改的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高低，世界银行曾经把新兴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划分为三个档次，主要包括高水平改革、中等水平改革、低水平改革，改与不改、水平高低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差距是三个百分点，但是由于结构性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议程，所以很多政治领导人出于非经济因素，不愿意或者延迟改革。当前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需要及时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否则无法确保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下面讲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内部结构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结构的合理性问题，很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于本国的自然资源，一旦能源资源价格大幅下跌，本国经济就遭到重创。第二个问题是国家资本主义有所复兴，金融危机期间，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实行了加强资本管制的政策，尽管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有助于摆脱危机，但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后果，比如市场活力不足。第三个问题，在全球价值链当中，新兴经济体整体还处于低端水平，不太重视技术创新，相反热衷于比较优势，搞进口替代，导致自主创新的能力不强。第四，开放度不高。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得益于发达经济体自由开放的市场，但很少互利互惠。我举个例子，东南亚成立东盟以来，90%以上的商品都是零关税，但是非关税壁垒却在增加，这就影响了它的结构性改革和地区一体化进程。
新兴经济体未来的经济结构改革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1、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来看，发达经济体比如美国日本欧洲仍然保持创新优势，排名基本都在位于30名之前，但是发展中经济体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没有实质性的缩小。比如刚才贺文萍老师讲的南非创新能力还是比较低。
2、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为什么那么成功？我们在基础设施上花了很大的工夫，投入巨大，但是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基本面临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除了道路基础设施意外，还有一个是电力缺乏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世界银行有一个报告，2014年全世界还有11亿人没有通电，大部分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有个数据，印度大约有2.69亿人口缺电，你要到印度旅游就会感到不方便，所以新兴经济体应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创造就业，消除经济增长的瓶颈。
3、优化营商环境。从世界银行颁布的世界营商指数来看，发达经济体营商环境指标都普遍靠前，大部分都在前30名之内，但是新兴经济体，除了俄罗斯排名稍微靠前，大部分都是在30位开外，中国今年是第78位，离第30位还有不小的差距，虽然中国在不断进步，但是这个差距也比较大，其他新兴经济体也是这样的，营商环境需要大幅度的提高。
4、加快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30年，全球城镇化率将达到67%。但是很多新兴经济体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为什么这个城市化这么重要呢？因为一个国家在未来的竞争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之间的竞争，未来的国家可能是虚化的，但是城市或者城市群的重要性在增加。为什么北上广这么重要？因为这些地方集中了就业，而北上广这三大城市群，包括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创造了我国40%的财富，所以城市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5、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有效化解外部风险。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政策制定具有越来越大的外溢效益，所以加强宏观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协调的方式主要有双边和多边之分，自从金融危机以来，我感觉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在下降，双边主义在上升。新兴经济体要更加重视多边的合作框架，比如说G20，以及金砖国家、APEC这样的多边机制，与发达国家和发达经济体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
八、金砖国家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
张燕生：非常感谢迎春博士，用最后的时间把他的报告主要思想讲了一下。请几位专家用一句话，或者是用最短的话，把你刚才讲的最精彩的部分跟我们做一个总结。比如说张斌教授，你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讲了农业化，讲了三要素，也讲了下一步的着力点。你觉得刚才我讲的这三个板块的中国，下一步最好的结构性改革的措施，你就讲一条最重要的是什么？
张斌：谢谢燕生老师，我觉得燕生老师刚才提了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看金砖国家，看到类似的现象，关于国家完成工业化高峰期，在制造业转型过程当中也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我们看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到其实在告别工业化的高峰期，进入结构转型期之后，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是在缩小的，两个关键的力量，第一个力量是人口矛盾，人口更加集聚。第二个力量，有一些产业慢慢传递，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进一步改善我们大城市或者是东部沿海城市的城市公共服务管理。
张燕生：就问一句话，你也回答一句话，“一带一路”把中国最落后的板块放在了开放最前沿，你觉得未来30年，这个战略能够对中国西部地区带来改变吗？有根本性的改变吗？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一带一路”10个省市自治区，10个省的研发加在一起才500个亿，只有江苏的1/4多，他们是靠资源。把它放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用30年的时间，能不能够带来改变？
张斌：我要想想。
张燕生：感谢张斌教授。下面请贺教授，我们的问题刚才已经问了，我们的问题是金砖机制怎样能够帮助南非和非洲？
贺文萍：我觉得随着南非的加入，事实上已经开启了金砖跟非洲的联系的开端。现在我觉得要有信心，不能因为金砖国家现在整体往下，经济有点下行，好像金砖已经不再闪光了，我觉得应该有长远的眼光。事实上刚才讲到中国把最落后的地方现在成了“一带一路”的最前沿，我们其实跟非洲，非洲也是世界最落后的地方，其实也是我们的企业在锻炼他们、成长他们，也是最前沿，所以一定要有这样一个长远意识，并不是落后的地方就不能撬动经济的发展。从中国改革开放来说，我觉得正是因为西部，因为要开放，所以我觉得要继续深化金砖。
张燕生：也就是未来30年金砖机制要像中国一样，用“一带一路”把中国的西部放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要把南非和非洲大陆放在对外合作的最前沿。
陈迎春：结构性改革太重要了，不仅仅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还会影响国际合作，包括我们说的金砖国家合作的问题。所以未来新兴经济体的最大希望在于结构性改革。
张燕生：非常感谢。但是我听迎春博士刚才的发言，我听到一句话，最好的结构性改革的契机是危机，危机，危机，危中有机，也就是困难是改革最好的动力。
下面请林教授，刚才我问了你中国和印度你最有智慧的建议是什么？
林民旺：印度接近14亿的人口，现在13亿多，你当作2亿有效的消费，当作2亿人口的市场来看，空间是很大的。
张燕生：但是我自己有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我们要遵循规律，我们没有办法抗拒，为什么我们会把身份识别技术，中国要带到印度去，为什么中国的蚂蚁金服会在印度做，为什么上海电器、哈尔滨电器、东方电器他们会竞争，要把最低的价格、最好的技术提供给印度，这里面还是想出更好的办法，因为这个规律有的时候。非常感谢！
下面就请谢文泽教授。
谢文泽：拉美病，40年够能治好。
张燕生：跟中国合作，跟金砖机制合作，拉美会不会有新的办法？
谢文泽：恰恰拉美病给中拉合作提供了机遇，拉美会越来越依赖中国。
张燕生：谢教授把问题甩给了程教授，也就是说他觉得拉美没有办法治拉美病，我对你的问题是俄罗斯农业成功吗？工业、科技、服务业呢？能不能用农业成功的方式移植到其他行业？
程亦军：这个很难说，因为毕竟情况不一样，我只能这么说，俄罗斯的经济结构调整路还很长，非常艰难，农业现在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再工业化刚刚开始，还没有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还有一个，从我们国家来看，中俄两国经贸合作我们要客观去评估。
张燕生：我最近看了一个微信，好像号称是普京的经济顾问写的，他基本上把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了，他认为俄罗斯现在走了正确的路，中国走了一个错误的路。其实我觉得正确、错误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遵循规律，谁符合规律。
程亦军：一般在国际社会谈到中俄两国比较，中国在政治上单腿，经济上大步走，政治上比较保守，相反俄罗斯在政治上大踏步前进，经济上不断后退。
张燕生：贺教授刚才讲南非是政治改革优先，改革优先，经济改革滞后，实际上道理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现实，谁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南非没有做到，俄罗斯没有做到。
程亦军：都没有做到，但是老百姓的需求，精神上、物质上都有。
张燕生：精神上的东西，我们说什么叫智慧？中国人不是说不要精神，我们几千年的文明不能说只有物质没有精神，但是中国人的智慧是在哪个阶段就做好这个阶段的事，3岁做好3岁的事，8岁做好8岁的事，18岁做好18岁的事。
程亦军：这点我完全赞同，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绝对是成功的，俄罗斯是不成功的。
张燕生：下面我想我们热烈欢迎魏部长来给我们作总结。
九、结构性改革有助于稳定世界经济复苏势头
魏建国：我想讲两点，第一，这个会的目的解决什么问题呢？解决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改革能不能做起来，第二，这个做起来以后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马克思说过，一切危机真正的根本原因在于广大民众和贫困户有限消费。所以整体前三十年，如果说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上改革成功，结构性改革是关键。到现在为止，我们就可以看到国际上有一些改革搞得比较好的，除了中国之外，应该说中东欧，还有拉美一些国家，包括智利、印度。从中国国内来看，我作为广东省政府顾问曾经说过，谁掌握了结构性改革先机一招领先，招招领先，不管怎么样，现在广东的后劲上去了。
目前发展中国家以及国内的一些省市对结构性改革已经很重视了。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方向是什么？路径怎么样？结构性改革就是一条，用市场来配置资源，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里面就有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一句话，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效率，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如果谁做到这一点，谁的发展就领先。现在从中国的结构性改革来讲，一定要走这个路，尤其关系到我们整体的转型升级。对未来，我很同意大家的意见，是长期的、漫长的，也可能是曲折的，走着走着又回去了，包括俄罗斯在内，包括巴西，包括非洲，包括南非，埃及，但是我觉得未来经济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西方国家经济体，经过整体的金融危机以后，仍然回过头来看，自己已经差了十万八千里，他想继续做领头羊，还会在结构上下功夫。中国这种结构性改革能不能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提供一个样本，大家都能支持。但是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对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没有提到一定的高度。在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也没有把结构性改革作为头等大事。所以未来最后赛跑的结果，胜负关键就在于我们跟发达国家在结构性改革问题上的竞争。
张燕生：最后我要感谢张斌教授、贺教授、林教授、程教授、谢教授，他们都是最有智慧的人，给我们带来了一顿智慧大餐。我通过这么多有智慧的人，学会了三点，第一点，当前结构性改革正在分化，无论在世界还是在金砖，还是在中国，在分化，你会发现有一些好的研究在结构上下了力，有些不好，研究研究结构上没下力，比如中国的东北，像我们讲的拉美。第二点，我听你们讲结构性对策，我就记住万一，它总是会对别人产生影响。刚才魏部长讲，发达国家现在结构性矛盾很深，但是我生病吃药，他会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加剧他们的发展速度，因此这个世界宏观政策协调非常非常重要。第三点，合作。金砖机制是个合作机制，也就是说在合作中间来共同应对我们的结构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