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期国经论坛系列讲座——2017年第11期外资正在撤离中国吗？
会议主题：《国经论坛》系列讲座总第14期：2017年第11期外资正在撤离中国吗？
会议时间：2017年10月17日下午
会议地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一层多功能厅
主持人：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
今天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联合主办第14期《国经论坛》系列研讨会，今天的主题是“外资正在撤离中国吗？”，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于深刻的调整和变革之中全球的外商投资也增长乏力，汇率波动加剧，全球经济发展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增强。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国家今年也出现了FDI流入放缓，而且外资在华裁撤员工、关闭机构的事情时有发生，外资撤离中国的声音时有发现、中国投资环境变差，对外资吸引力减弱的担心。
全球和中国的FDI的流动形势到底怎样？数据是否支持中国出现了FDI撤离？中国市场准入限制情况如何？中国采取了哪些措施？着力降低外商市场准入限制，中国在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方面出台了哪些举措？中国出现外资流入放缓的结构分化原因是什么？我们国家在营商环境存在哪些不足？新阶段促进我国大力吸引外资的举措有哪些？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今天有幸邀请到魏建国副理事长、张燕生研究员、裴长洪研究员、卢进勇研究员、张建平研究员，为大家做精彩的报告和交流，分享他们的观点。
首先，我们有请魏部长给我们致辞。
魏建国：明天就是十九大召开了，在十九大召开前夕来那么多学者、专家和媒体，我特别高兴，今天这个题目是我们最后定下来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商会，特别是全球著名的中国欧盟商会，它的前主席叫吴德克（音）经常写信给我们领导，说中国的营商环境近几年下降了，现在大部分的外资正在离开。我们很多地方上的政府官员也在注意着，整个的外商投资在各地现在起着不同的效果，比如说，在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一块整个吸引外资正在非常高速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也有发展，长江经济带，尤其是我们讲的长三角，特别是江苏，不仅没有上去，而且还下滑，北方，尤其是东北看起来下降的力度比较明显。
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各式各样的议论都有，尤其是一些唱衰中国的外国学者，认为中国营商环境现在比以前更糟糕了，中国的政策倒退了，中国又走向封闭了、保守了，不必继续开放了。到底现在什么原因？有没有外商投资企业走了呢？如果说我们营商环境改善了，改善在哪些地方？如果说我们需要营商环境进一步的发力，在哪些领域里面我们做好了？所以今天这个会议，我们是希望通过专家学者们的一些解读，让大家更加了解当前整个情况，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在座的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十九大以后，全方位的对外改革开放有一个新的高度，有一个新的领域和新的力度。所以我们期望着在今天这个会议，我们大家拿出我们的政治拙见，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也给中央领导，在如何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贯彻十九大精神有更好的一些决策和措施政策出台。
我讲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中国将会成为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理由有三点：第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重视我们的外商投资，从目前看来，外商投资企业在全国的企业当中的数量，虽然占比不到3%，但是解决了10%的就业，20%的税收，25%的工业增长值和50%的整个进出口。
我们也看到，随着我们国家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下一步外商投资到底要在哪些地方大力来做，哪些地方外商投资做得比较好，对中国哪些行业，现在看来各地不太清楚，也不太了解，究其原因来讲有两点，第一点，从领导角度来看，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包括我们出台了去年和今年年初，去年12月25号和今年年初连续出台了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有了很显著的变化，但是现在有些省市领导、地方领导并没有把外商投资作为一个像以前那样的硬任务，一个完成到我们改革开放的，全方位的改革开放任务来抓，主要理由是，一是中国现在有钱了，不需要钱，把简单的吸引外资认为是要钱，而不是从引智、引管理、引技术。二是认为外商投资只是加工贸易，简单的、低端的产业链，现在高端产业链外商投资企业好像还没有大力的加入。三是有些服务业的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下面抱着等着看、等着瞧。种种原因说明了我们在对外商投资这一块没有很好的支持。
第二点，除了领导认识之外，我们的变化，以前是外国企业家跟中国谈的对象点，以前对象是政府，现在是企业，包括台商、外商跟我们企业对齐，这个变化很多也是没有看到。以前我们一谈就是政策，现在不是，现在我们的内容变了，现在我们一谈就要有预期，外商在中国投资的预期怎么样？他不需要你普及政策，不需要你更好的税收政策，但是外商却看到这个预期，增长发力，中国发展的预期，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好。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领域发生了变化，中国以前都是一些制造业，特别是轻工、家电、纺织、加工贸易，现在已经起到高新技术、医疗健康，包括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IT产业、航天航空所有这些都需要更好的外商，但是这一点很多人没有认识到。所以在这个方面，造一个全国的营商环境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最重要的任务。
第二，这也是我们中国为整个全球做贡献的很重要的工作。我记得习主席出访的时候，很多外国元首、外国首脑希望中国多进口一些他们的农产品、初级产品、水产品甚至一些其他的产品，作为中国来讲，有些产品，比如说粮食，我们确实有一些空白，但适度的进口对我们在全球来讲，尤其是我们一个观点，加大进口是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很重要的一项任务。进口是为别人，出口是为自己，进口增长的越多，是未来的出口增加的越多，进口如果少，近几年为什么“一带一路”以后，我说未来中国的发展进出口一定是两位数增长，对外投资一定是两位数增长，都是两位数增长。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下一步还会是两位数增长，尽管以前有一段时期，中国为了外汇的事情，在外汇限制上有一些问题，下一步我认为中国走出去都是两位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加大中国的进口，必须要加大中国的技术进口力度、关键设备的进口力度、农产品和日常消费品，尤其是老百姓高端的消费品，不要把这件事情看成我们进口一些奢侈品、化妆品，错了，这是当前我们很重要的任务。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未来我们很可能在这点上，引资的时候，使原有的消费品转型升级。
第三，中国必须要知识产权放在最首位的位置，外商现在认为中国最薄弱的软肋是没有知识产权，我们一再强调保护知识产权是我们现在创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很重要的工作，我们不保护知识产权是不行的，现在看来我们确实在这方面有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无论是整个的违规门槛太低，我们要把门槛提高，只要有一点就让你倾家荡产，更重要的是形式上面要采取措施，这一点做得更不够。所以我们很多东西还没跟上，政府现在在这方面很多东西还没有跟上，是我们当前吸引外资最大的忧虑。
我们讲一站式，确实是一站式，但是一站式的效果怎么样呢？我们是一站式来办吗？是不是外商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呢？只是把它引进来，它的发展，以前讲负面清单，整个企业的管理，事前、事中的管理、事后的管理，我们建立一个高速公路，这个高速公路上怎么跑？我个人认为，十九大以后，许多政府部门不必要，尤其是一些规章制度，中央政府要改，地方政府也要改。所有这些是我们投资的便利化，尤其是加大知识产权保护，这一点我相信十九大以后有很大的变化。总之，中国的对外改革开放步伐是坚定的，我们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的心态欢迎全球外商投资到中国来，我也相信，未来五年之内中国将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
主持人：谢谢魏部长的致辞，魏部长也是外经贸的专家，魏部长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十九大以后，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力度要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今后五年中国会成为世界上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下面有请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员张建平给我们演讲。
张建平：大家下午好。我个人认为，现在外资确实是在离开中国，但是外资离开中国只是一个表象，离开的绝大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可能也有一部分资金密集型的。如果看中国现在利用外资的总量规模，其实现在一直在1200亿、1300亿美金的高位在维持，而且最近这几年都是有一个小幅的增长，虽然是个位数的增长，增长不是那么迅猛，因为它已经过了过去那个长期高增长的势头了。
最近我们也有点警惕，我们警惕到的数据，外资在中国的增长率，如果你看月度增长率、季度的增长率，增长速度有下滑的趋势，所以这回给中国敲响了警钟。其实外资很看好中国市场的，大家会看到，现在除了刚才说的离开中国的资本，你还要看进来的资本都干什么了，进来的资本，其实在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第一，我们的服务业领域，第二，我们的高端制造领域。大家如果看中国利用外资的结构，我们看大结构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比如说，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外商投资在中国70%在制造业里面，只有30%在服务业里面，当然农业占的比重是比较小的。但是今天你会发现这个结构已经逆转了，今天外资在中国65%到70%都是在服务业里面，还有接近30%在高端制造领域，中低端的，在中国竞争力逐步丧失或者说盈利能力逐渐困难，可能就要离开中国了。所以从这个状况来讲，媒体人或者是一般的老百姓，好多外资企业都离开中国了，他就紧张了，其实这个就太简单的看这个问题了。还有的人，一看现在有好多劳动密集型的外资在离开中国，就说是不是中国的营商环境在恶化？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总体上来讲，中国的营商环境并没有恶化。现在外资的抱怨是什么呢？他说现在我们提出的一些改革内容实施比较缓慢，中国在真正开放市场这方面执行力度有待加强，有些外资在中国现在盈利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也包括咱们搞过对外资的垄断进行惩处，惩处的时候，这些外资就说，你为什么不处罚你国内的企业呢？你光处罚我，所以他说你对我外资是有歧视的。关于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里面，就说中国劳动力成本是在攀升的，我没有完全享受到国民待遇，包括准入前的程序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大家知道准入前的程序，外资说我得跟你国内的企业是一样的设立变更企业的程序，你不能对我额外的审查，这就是不公平。另外是市场准入后也要公平待遇，比如说，一般在国际上，现在咱们都说，人家只要在你国家设立企业了，就应该当做国民企业来对待，政府采购的时候应该让他列入到政府采购的备选清单上，现在说中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就说你不公平了。
我特别注意到今年美国商会有一个在中国的《白皮书》，这个《白皮书》里面说，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在过去三年里面把他的生产产能转移到中国的境外或者计划把这个产能转移，主要原因是人工成本的上涨、网络监管和反垄断调查监管压力的上升。我也注意到，刚才报告当中有一些数据图，大家如果看2015年在华的营业收入预计和2014年相比的话，确实我们看到黑色部分减少的比重，最近这些年是有所增加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另外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世界银行每年都要给世界各个国家投资环境有很多分项指标，最后有一个汇总综合指标进行排名，中国在全球营商环境当中的排名，大家可以看世界银行的图，也非常有意思，十年前的时候，在2006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排名是100名之外，但今天你会看到，2017年我们的排名是78位。所以这是一个逐渐的改善，最后综合评分是逐渐改善的。刚才说有些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了，确实丧失竞争优势，这也是客观的存在。
另外，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它是中国营商环境改善最好的触角，你看到无论是每年外资流量的流入还是存量的外资，如果这两个规模都是在减小的话，那就说明外资在大规模的撤离中国，但是今天并没有看到这个现象，所以我们就不能讲外资在离开中国或者说中国的投资环境在变差。在这个方面，我有一个观点，其实外商在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过去的超国民待遇到今天转变为国民待遇政策变化的调整，这个调整经历了十多年。大家想一下，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当中国用优惠的土地价格、用“三减两免”等等各种各样优惠政策措施吸收利用外资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中国的国内民间资本和国有企业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外资享受了超国民待遇的。
我记得2007年的时候，跟燕生所长当时一起做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研究的时候，当时我们研究的问题，外资企业两税合一，但中国还希望把高科技企业，无论是外资还是内资能够给予他15%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在两税合一的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外资不是高科技企业，是一般的加工企业或者一般的投资企业，过去是三减两免现在突然收25%的企业所得税，所以这样一种心理落差也是外资有这种观点非常重要的一个理由。
我注意到，美国也好、欧洲也好，他们的商会尽管每年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很多的抱怨，但事实上他的报告也还不是一边倒。比如说，我引用一句话，2017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白皮书》里面在讲，他说中国的营商环境和监管环境都有所改进，九成受访者认为在过去五年历，中国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有所改进，这是外国人讲的，不是中国人自己讲的。他认为中国互联网信息泄露和信息技术安全威胁高于其他地区的受访者的比例是呈现下降趋势的。其实我觉得他说的这两点，恰好说明了在中国随着最近这几年咱们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加快信息技术安全技术的发展。所以以后没有这些东西不可以想象中国会跑出华为这样的，在全球领先的IT企业，很难想象我们会产生出像腾讯这样的能够在软件、在互联网的游戏领域能产生出这么好的企业，没有知识产权保护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企业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有一些正确的认识。
在这个报告当中，他也提到了68%的美国企业说，2016年在华的业务实现盈利的是高于2015年64%，这个数据是有说服力的。58%的受访企业在华经营收入是实现增长的，60%的企业仍然把中国列为他投资重点的前三位的国家。这样的话，其实中国投资环境仍然是被外资，应该说主流的外资企业所看好的。
未来中国要想真正的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建设中国的开放型经济的体系，包括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那中国确实需要进一步的改善投资环境。比如说，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的投资环境排名在世界银行只能排到第78位，下一步我们要朝着58位、38位、18位前进，确实需要做很多事情。第一条是中国法规的透明度需要进一步提升，这个法规透明度，外商来投资了，要了解你的政策法规以及你的程序是不是很容易、很清楚让我能够很容易的进行投资，无论设立一个企业还是变更一个企业，还是撤销一个企业等等，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在取得成绩的过程当中不足，也是比较突出的。我注意到，不论美国商会的报告还是欧洲商会的报告，对中国政策法规的抱怨比例都是最高的，在这方面也提示我们，这是中国下一步在完善环境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当然，在这个里面，中国内外资法律法规的修订是艰巨任务，咱们现在自贸试验区当中，整个外资管理模式程序以及负面清单的管理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咱们三部法律相应的法律，具体的法律法规安排现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跟进。我们的监管体系，目前中国这套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监管体系是按照过去老的正面清单的模式下，老的体制机制来建立起来的，那是事前监管的模式，但现在要切换到事中、事后的监管模式，其实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我也注意到，这些外资他们对中国反腐败问题的治理取得了巨大成效，这是全世界公认的，也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公认的。最近注意到，中国利用外资20条，这个出台正在创造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尤其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中国利用外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家注意产业指导记录是几部委联合制定的，过去你会发现修订的周期可能两到三年不等，有一个过程的，但是最近你会看到2016年刚刚出版的利用外资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又出台了利用外资的指导目录，这个步骤显示对外资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开放在加速。
大家看今年中国和美国之间搞了一个“百日计划”，改善中美贸易投资关系，有十项清单，这都是公开的信息，除了在相互贸易这方面，牛肉、石油天然气这些贸易方面增加进度放开市场以外，更重要的在金融领域，你会发现美国的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国的市场上去发行和承销债券，美国的信用机构可以到中国的市场上开展资讯、征信和信用评级服务，那这些东西都是以前中国从来没有在对外开放方面所达到新的高度。所以应该说现在我们通过加大这些政策法规的调整，提升透明度，对于扩大外资的利用是非常关键的。
最近特朗普11月8号要访问中国了，我估计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美国在批评中国、抱怨中国贸易逆差达到历史性的3000多亿美金，2016年可能3700亿美金左右，如果说平衡这个贸易，中国说你有什么能卖到我们这儿的，我们都买，石油天然气、大豆、波音飞机和你们的汽车，但是美国他仅仅靠这个还是不能够完全实现这样的平衡，美国要说我们需要有更加公平的贸易，但这个背后其实对中国有一个很大的诉求，那就是希望中国的市场能够对他更加开放。所以我想下一步中国在我们进一步服务业和制造业开放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和余地。
关于反垄断，在中国现在政策法规和透明度不断提升，我注意到，最近一轮对外资的反垄断，我们一大批外资企业在中国价格串谋也好、市场垄断也好，最后都得到了修正，而且中方也举出来了很多，不光为外资进行反垄断，对国内好多企业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内外资是一视同仁的。而且下一步在反垄断这方面，还要朝着更加透明化、机制化和法制化、程序化的方向去迈进，对于外资来讲是欢迎的。
第二方面，我简单说一下关于负面清单这件事情，负面清单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尤其是我提醒大家，如果你看咱们的邻居东盟的话，人家东盟很多年前就已经实现了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这些措施，东盟的市场是非常开放的。中国现在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也好，我们自己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过程中也好，负面清单现在都是一个大势所趋。但是现在对中国来讲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尽管我们现在负面清单对接特殊限制性的管理措施，在我们的目录当中是这么叫的。已经从过去的几百项，现在缩减到了63项，但是我告诉大家的是，中国现在存在着两张负面清单，一张负面清单是我们在自贸试验区当中对外资实施的负面清单，这是由商务部统一制定的，另外一个是国务院发布的《政府关于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这是关于对所有的内外资企业都试用的负面清单，这个负面清单根据咱们政府宣布的程序，到2018年两单合一，最后形成统一的负面清单，走向这一步对于塑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走到这一步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相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在这方面进步的快一点。
目前来讲，我们对外资管理方面的进步非常大的一点，过去咱们是一个企业投资项目，你都要过很复杂的程序，现在对大多数的，特别是对于积极鼓励类的外资项目，我们基本上都实现了备案管理，备案管理大大的提高了这些企业进入中国的市场效率，让外资在中国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自贸试验区当中，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进步的会更快一些。
第三方面，现在中国在对外资的态度方面，我们的原则是内外资一致的原则进行管理，这样的一种管理方式是符合国际发展潮流和趋势的。前两天，我在福建调研福建自贸区，去参观了福建马尾的一站式的办公场所，那个办公场所内资也好、外资也好，所有的关于企业的、关于企业员工的，涉及到居住、人才方方面面程序和措施全部再一个一站式的集中办公场所都能够搞定，那个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秩序是非常井然的。非常深刻的印象，马尾那儿有一个口号叫“自贸区的事情要特事特办， 马上就办”，如果有这样一种精神，外资在中国整个运行效率就会越来越高。涉及到五证合一、事中事后的监管完善以及复制推广，我相信这些东西将来对于我们外商提高他的效率、降低成本，在中国更加可持续的运营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儿，我想简单地说一下上海自贸区，因为最近这几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会作为第三方机构对自贸区的成绩进行评估的。自贸区营商环境的改善，在中国是处在一个领先的地方，大家知道，自贸试验区当中它的利用外资的政策、管理模式、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扩大服务业的开放、负面清单的管理、金融和海关监管制度的配套，这个在全国都是走在前列的，先行先试的。我看BRC的评价，82%的受访企业反映自贸区当中的营商环境明显进步，95%以上的企业看好后续发展，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上海自贸试验区用两万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吸引了全国十分之一的外资，取得100多项试点经验已经复制推广到全国。所以自贸试验区对我们新一轮的改革开放还是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说一下2017年的数据，2017年上海自贸区前两个月实现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了将近5000亿元，同比增长的速度是23%，比全国的增长速度要高。他们给出来的几个数据，一个是自贸试验区中新注册的企业数量，从设立前到扩区三周年，整个过程当中是一个明显的迅速攀升的势头。在2016年已经达到了25000个新注册的企业数量，新注册的外资企业数量相对少一点，但是也达到了4000多家。自贸试验区的月均实际到账外资金额在2016年有一个迅速的攀升，显著的高于过去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设立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开设了6万个自由贸易账户，这些都证明了实际上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是得到迅速的改善。当然除了自贸区以外，非自贸区，也就是其他的省份，现在能够复制的也在迅速的推进。
在这儿提醒大家，其实对于自贸试验区当中，有些元素，改革开放的元素是可以复制推广的，比如说，服务业的开放、负面清单的模式，服务贸易的扩大开放，但是也有一些元素是难以复制推广的，必须要有自贸试验区才能干的事情，货物贸易的境内关外的管理模式，这些东西必须要有自贸试验区。现在咱们国家自贸试验区已经扩展到了11个省份，我个人认为，这11个省份现在还不够，因为对中国来讲，咱们建设“一带一路”也好，建设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也好，如果没有体制机制的变革，这个任务是很难完成的。对于中国来讲，咱们现在才11个省份，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沿海省份，在全国经济总量都是排在前几位的，还有很多很重要的沿长江经济带的省份，包括非常重要的国际贸易非常频繁的沿边的省份，现在都没有自贸试验区。所以你要看美国的话，美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建自贸区，就叫自由贸易区，美国后来建了199个，199个什么概念呢？美国50多个州，平均每个州大概有三四个，对于中国来讲，你可以看到，我们还任重道远，我看到现在很多省份都在积极的做自己的自贸试验区的方案，希望得到中央的批准，将来有了自贸试验区能带动每个省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发展以及营商环境的改善。
第四方面，我简单说两句，中国的基础设施硬件完善和软件的互联互通，现在已经是世界级的，每次我给美国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助手介绍中国的投资环境的时候，我先问他们，我说你们认为中国现在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包括非洲的援外班，90%以上的人都会举手说你们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你们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你们基础设施太发达了，因为基础设施比发达国家的还要好。我说，你们看到了首都机场、看到了中国高铁和上海，当然认为中国非常发达了，到这时候会说，中国还有五六千万的贫困人口，中国人均GDP八千美金，跟你们发达国家差的很远，更关键的是中国现在还在给美国打工，苹果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组装一部苹果手机才赚5.93美金，你市场售价卖到1000美金，你说我是发达国家吗？将来有一天不给你们打工了，靠我们的华为、小米就OK了，那个时候可能才是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那时候苹果可能都得让印度人组装去了，郭台铭说未来十年在印度建10家工厂，现在第一家工厂已经组装了。所以对于中国来讲，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以及海陆空综合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使得我们现在在硬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非常关键的是在软件和在管理制度方面需要有更大的提升，因为我们在交通运输的管理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矛盾和问题。所以导致中国现在整个物流成本仍然是比较高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家都愿意跑到国外去买，而且同等型号、同品牌的产品在国外买会在中国国内买便宜很多，其中物流运输这个环节是增加成本的环节。我记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个数据，中国的物流成本占到GDP的比重达到18%，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据，而人家发达国家多少在10%以内。所以在这个方面，中国需要改革流通体系，提升物流效率，让我们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好，让很多产品竞争力变得更强。
当然，在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这方面，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了一些内容，现在在中国立法方面，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像中国的《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中国最大的问题在执法层面以及对企业违规进行监督，一旦真正的证据确凿裁定他违法之后，法律实施这层面上，中国现在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改善。在这方面我注意到，现在比如说假冒伪劣的产品，不光是老百姓作为消费者来讲很头疼的问题，对于马云已经是世界级的企业了，他现在也很头痛，工商总局跟马云曾经打过一回架，大家都知道，媒体都报过这个案子，后来和解了，因为他说你调查的货物批次样本比较小，不具有说明性。马云也知道，如果按照现在假冒伪劣势头横行的话，他自己企业声誉也受到影响。去年大家看美国的杂志封面上，就是马云的头像，马云很严峻的表情，在头像下面有一句话说，“马云的商业帝国是建立在假货的基础之上”，你说这个国际影响多不好啊，后来马云公开说，中国一定要像治理酒驾一样来治理假货，他发这个狠话，真正做到这一点在法律、在执法、在监督所有的方面都有进一步的改善，都有配套的措施，而且政府、企业、行业协会都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句话，中国未来经济巨大潜力，这是中国源源不断吸收利用外资以及中国的转型升级，对高端产业的追逐，将是我们吸收利用外资最重要的因素。我说一个日本贸易机构的观点，他们预测的数据，未来中国将会形成一个五亿到六亿人口的中产阶级，为什么要强调中产阶级呢？因为在经济学上，大家知道，中产阶级边际消费倾向是最高的，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富人消费倾向很低，但是穷人想消费，但是没钱，中产是最关键的。但这五六亿的人口差不多相当于人家东盟十个国家的人口总和，相当于拉丁美洲一个洲的人口总和。所以对于资本的流动而言，很多资本的目的是要去接近那个消费市场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今天会看到，每年65%的外资进入到中国的服务业，35%进入到高端制造业，其实中国的市场是他们非常重要的目的地。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按照我们现在的一种改革开放的方向，这种创新引领，替代过去的出口导向的做法，我个人认为中国将来是有希望来切换到创新驱动的轨道上去的，而不会像过去拉美国家那样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当中。其实大家如果看一下现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我们的大湾区和长江经济带、上海长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冀地区，我们已经培育出了一大批在世界有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而且在他们的背后，我们现在成长出来了一大批创新型的中小企业。在这个方面，深圳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大家会看到，深圳除了华为和腾讯以外，你看看深圳股市上面的中小板的创新型企业，每家企业都很有特点、每家企业都很有成长性。所以这些新业态、新模式、新经济代表了中国的未来，当然我们中西部地区，将来也要加快转型升级，搞互联网+，推动转型升级的发展。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发展态势之后，我的结论是未来中国一定会形成资本大进大出的格局，二把手将来跟美国这个一把手会比较相似，但现在如果你看中国和美国每年吸收利用外资的规模，我们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吸收利用外资的国家，每年现在才吸引1300亿、1400亿美金，但美国现在一年要吸收3000亿美金以上的外资。所以我觉得中国利用外资的空间还非常大，中国塑造自己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利用外资，其实能够帮助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也推动我们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张建平主任的精彩演讲，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营商环境比较有代表性的企业，给我们介绍了一下美国商会、欧洲商会以及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营商环境存在哪些问题，他也提了一些建议，一是政策法规进一步提升，二是负面清单至关重要，三是自贸区进一步扩大。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裴长洪研究员为我们做演讲。
裴长洪：对于这个题目我讲一点个人看法，外资撤离中国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没什么奇怪的，到底撤离了多少？一般官方机构是很难做到年度性的统计，所以讲这个题目如果没有统计上的依据，有时候说这个题目不太具有结论性的意见。实际上有统计依据的，一般是两个数据有年度性的统计，一个是流量，一年当中流入的国家有多少，第二个是存量，存量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外资损失了多少，因为外资在一个东道国里面生存也是有寿命的。
比如说，合资企业，合资企业也有合资年限，合约是20年、15年，时间到了，到了可以有不同的投资选择，我可以撤回某公司去，我企业寿命终止，企业都有寿命，不会是百年老店，百年老店是极少的。所以一般在统计上是两个数据，一个是存量，一个是流量，流量是当年的流入量，存量不等于所有流量的相加。所以撤资它的含义是多层的，其中也包括对你这个国家的营商环境不满，我只好撤离，这当然也是其中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一种。但还有很多因素，不能表明是对你这个营商环境的意见，我这个企业周期到了，结束了，他有别的考量，某公司财务有问题，这个事情有时候讨论起来，如果没有统计学上的依据很难说明。所以这个问题如果再用来说明你这个国家不行了，营商环境不行了，实际上是很牵强的，尤其是你只是一些案例，那几乎不能说明什么，只是一种情绪，没有统计学意义，这是我的一个观点，而且这种现象将来还会有。
从这两年来讲，中国吸收外资为什么没有过去多？我想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首先全球的直接投资是处于恢复的过程，全球直接投资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它的和货物贸易还不一样，货物贸易2007年成绩最高，2014年恢复了，但投资不是这样。大家看这个曲线，2007年是1.97万亿美元，这是历史的峰值，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基本上是下降趋势，在2011年有所回升，曾经达到过1.6万亿，但后来又降下来了，一直到2015年接近了，实际上是1.7万亿，始终没有达到2007年的水平，所以它处于恢复过程当中。
2007年联合国贸发会议有一个预测，今年说可能会增加一点，增加5%，2016年是下降的，2016年比2015年减少了，2017年略有增加，这个话也不能全信，一般国际组织做预测，在10月份之前做的预测都偏乐观，只有今年对世界经济的预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移植维持了4月份的预测，到了10月10号发表的预测更乐观了，今年世界经济能增长3.6%，这个预测我个人认为不能太相信。今年全球来看略有恢复，也就是1.8万亿，也达不到2007年的时候，全球直接投资流量就这么多，流到中国，一般这种概率比较小。
这里面要研究的问题，全球经济在恢复，为什么全球直接投资恢复的这么慢？而且它和全球货物贸易也不一样，全球货物贸易，2007年之后下降，下降到2014年又达到了一个峰值，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2014年是最高的，今年是恢复性增长，我预计也恢复不到2014年去。全球经济恢复为什么全球直接投资没有恢复呢？实际上联合国贸发会议，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里面讲了这样一个问题，国际上重要的跨国公司不是没有投资，因为全球处于生产过剩，不知道往什么地方投，忙于还债、分红，他的钱收回来了还债，因为他有债务，拿去分红。
经济学家讲，实际上处于债务性通缩这样一个经济表现，大家可以联想全球经济在恢复，但是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CPI的指标都很低，基本上是在1.5%、1.6%左右徘徊波动，通胀率都非常低，美国还是2.2%，二季度、三季度的预测数据都出来了，欧元区也能达到2.1%、2.2%，中国肯定是6.8%之上。但是这些主要经济体的CPI都非常好，全球处于通货的物价下，物价不景气的状态。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方面和石油价格有关，石油价格虽然没有去年那么低，但总体来看，今年的石油价格还是维持50美元一桶的水平。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增长，但是居民的工资收入上涨幅度比较低。所以消费开支的增长没有预期的那么好，所以全主要经济体的CPI增长速度是这样的，为什么跨国公司不会积极扩张在海外投资的重要一点。全球直接投资就这样一个现状，这是一个解释，到中国的投资为什么少。但实际上在人家看来，中国还是不错的，你还是重要的流入目的地。
从2016年来看，按照美元计价，我们流入量是下降的，因为人民币计价和美元计价是不一样的，按照美元计价，我们是下降的，这是到2016年的曲线图，其实这个曲线图跟国际直接投资比，应该说比它还要好，我们从2007年之后，总体还是向上的，和全球直接投资的曲线图比起来，我们这个曲线要好看的多，只不过2016年按照美元计价略有下降，但是按照人民币计价还有上升的，我个人倾向跟国际比较，我觉得现在海关统计，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内统计都用两种价格，如果是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我认为还是用美元计算价格比较好，一用人民币的话，很容易说不清，到底增了还是减了，因为按美元计价是减了，按照人民币计价是增了，到底增还是减？如果按人民币计价，很难跟国际比较。
2016年虽然按照美元计价减少了，但是它结构改善了，大企业还是在增加，一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企业增加了，而且覆盖的行业还是很广泛的。我们的一些新举措就不说了。
今年前9个月，按照人民币计价的话，我们总体是增长的，但比较少，1.6%，但9月份当月，大概有一些大项目，增长幅度还是比较高。今年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稳定，大概和美元计价的出入不会很大。今天总体上看，和全球直接投资恢复性的小幅度增长，大概步伐是一致的，前9个月的情况是一致的。
从外资流入结构来看，今年制造业的吸收外资有点恢复性增长，但这个也很微不足道，它的占比略微提高了一点，但这个并不是很显著的，因为总的来讲，这几年我们服务业是外资的，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保持比较快的增长势头。这几年中国吸收外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服务业比重提高了，基本上是占70%，包括今年，今年是69%，实际上到年底也可能70%。也就是说，解释我们这几年中国吸收外资的增长速度没有以前高，一方面是全球流量不高，这是一个解释因素，第二个解释因素，你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制造业吸收外资是主要的，比重最高的时候能达到50%以上，当然还有一产、三产。现在基本上70%是服务业，但是服务业，我们在服务业领域吸收外资，它的能力和潜力取决于我们国内改革的情况。
刚才我们讲了这几年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改善营商环境的许多措施主要的努力是放在制造业，刚才前面讲了，像优化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产业指导目录，这主要的努力都是在货物，服务领域也有，但是服务领域的情况很复杂。所以我们这方面改革配套应该说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是我们这几年吸收外资里面的结构变化，蓝的曲线是我们利用外资的一个数量增长，红的曲线是服务业吸收外资的增长，比重的增长情况，大家可以看，从40%现在已经达到了70%，从2007年到2017年，十年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将来吸收外资的潜力，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多的利用外资，吸收外商投资，关键看我们的服务业能不能够有大的变化。
结论，我们要保持吸收外资的增长，制造业方面主要是要加大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服务业方面主要是要继续深化改革，复制自由贸易区的有关经验。服务业方面怎么样加大吸收外资的力度，还需要下很大的努力做文章，目前我们下的工夫应该说还不够。为了有利于外商对中西部的制造业投资，地方政府应当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制定当地切合实际的招商引资政策，今年国务院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讲了这句话，地方政府可以在法定的权限范围内，在不违反全国的统一政策前提下制定当地的招商引资政策。东部地区主要在服务业领域的改革上下工夫，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些地区，将来像上海、广东、天津，他们要想更多的吸收外资恐怕主要还是在服务业，服务业方面改革配套，现在还有待于深化，现在在推广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先照后证，先照后证也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证照分离、先照后证，经营许可，如果长期跟不上，对于外资的进入实际上也还是有障碍的。所以这是将来我们需要做的努力。
因为后面还有其他专家发言。我就说这些。谢谢！
主持人：感谢裴长洪研究员的精彩演讲。刚才他给我们介绍了中国吸引外资最近几年的趋势，过去十年金融危机以来，咱们中国吸引外资的FDI的情况，整个来说还是往上走的，相比全球FDI的流入量还是往下走的，我们还是不错。结构方面有些变化，主要是从过去制造业为主，现在到服务业为主，裴长洪研究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刚才看PPT的时候，注意到一个数字，去年我们国家吸引外资是1300多亿，60%来自香港，香港作为外资来源地，我们待会儿可以进一步讨论。
下面有请对外经贸大学卢进勇教授为我们做报告。
卢进勇：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我记得五六月份的时候开过一个会，那时候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建议，关于怎么改善营商环境？当时大家讨论了一个建议，是要设立一个进口商品博览会，后来前一段电视台报道了，明年就要搞首届中国进口商品博览会，我觉得建议还真被采纳了，挺有成就的。
我想讲这么几点，第一，一部分外资在撤离中国，但更多的外资来到中国；第二，撤离和到来的原因；第三，如何看待今年国务院密集出台促进利用外资的文件；利用外资理论创新问题。
第一，一部分外资确实在撤离中国，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因为大家也都看到了，但是更多的外资来到中国，现在哪些外资在撤离中国呢？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或者土地资源密集型的外资，确实出现了撤离中国的现象，因为这种类新的投资是候鸟型投资，候鸟型投资是什么地方综合商务成本低就到什么地方去，会寻找更加低廉和优惠的投资目的地，在这方面我们也不必紧张，也不必遗憾，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件好事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我们结构优化了，有一部分就走了。我记得原来广东有一个口号叫做“腾笼壮鸟”，这是必然的，不可能把所有的都留在这儿，这是正常的经济规律，一个国际投资的规律。
第二部分，像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一部分投资撤离了，这也是有一些原因的，后面我们再分析。比如电子、服装、食品、服务业有一些撤离了。
第三部分，欧美的跨国公司撤出和减少了在中国的业务，刚才裴长洪专家讲的也非常对，还有一部分是经营到期了，就撤走了，这是正常的。我们国家到外国去投资了，我们也会有一部分撤离，经营到期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撤离了，这是正常的。
撤离应该包括已经来了的，他走了，这叫撤离，或者已经来了，本来想扩大追加投资，但是现在不扩大也不追加了，因为营商环境他可能有些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增加一个像裴长洪专家说的经营到期了，撤离了，所以撤资有几个方面。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更多的外资来到中国，服务业来的多了，高科技来的多了，总体上这个规模来讲现在还是来得多了，虽然我们增长的速度有点低了，但是还是在增长，尽管规模增长的比例低了一些，但还是在增长。
第二，撤离和到来的原因。撤离的原因我列了五个方面：
1.综合商务成本上升，候鸟型的劳动密集型的就走了，劳动力、土地厂房租金、税收、环保、物流仓储、水电气都上升了，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这个东西必然由低到高，有一个发展过程，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可能希望这些东西老低，老不发展。
2.环保法规和执法强化。
3.外交与政治因素，外交关系不好，投资也受影响，日韩和台湾地区的投资的原因。
4.对中国营商环境不满，做两个方面的分析，一是确实不满的有道理，确实不满的，也没有什么道理，这不满不要以为都他对，也不要以为都是他错，要分析。比如说认为我们产业不够开放，特别是服务业这方面限制比较多，现在我们压缩了那负面清单还有65项，张建平说63项，我记得原来65项限制和禁止的清单，还是比较多的。原来我们参加中日韩投资谈判，日本和韩国有一个投资协定，他列的那个负面清单就十多项，告诉外资，这十来项我是要限制和禁止的，剩下的所有行业爱怎么投怎么投。
我看日本和越南签的投资协定，那里边也就列了十来项，我们还有60多项，经过好几轮努力了，说明我们这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够开放，这有原因，因为原来我们国家是一个投资输入为主的国家，我们这一套投资政策和理念主要都是输入，以输入为主，输入就看它能给我们发挥什么作用，我们给一些优惠吸引他，我们防范风险，管控外资的意识特别强，我们就怕他给我们惹事儿，就怕他给我们带来风险。现在这种思维我们要逐渐调整，因为我们现在从2015年到2016年，我们已经是资本进输出国，现在比利用外资还多了，现在我们的思维就得变成资本有进有出，我们给他一个平等的国民待遇，我们也希望外国对我们中国到他那儿去投的这些资，给我们一个好的待遇。所以这个理念我们得改，完全是防范的思想，这种要逐渐改变过来。所以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个和我们过去以资本输入国为主的状况和理念有关，我们要转变到有输入、有输出，资本双向流动，而且对外投资可能比利用外资还要多，这么一种新的状况、新的状态、新的理念。
股权比例，现在也没有解决，汽车合资50%的股权，也没有完全突破，不能超过50%的外资。知识产权保护、内外资不公平待遇，这都是有些议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个抱怨我们要分析，因为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因为我们的企业上来了，竞争力上来了。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和减少，我们也要有分析，不能老给优惠，我们要平等的国民待遇。互联网管控比较严，选择性反商业贿赂、政策透明度差、并购监管严等等，有一些抱怨和不满，这也是一个原因。
5.深层次原因，竞争压力，原来外资到中国都是仰视，现在要平视，我觉得我们永远不要俯视，我们看不起人家或者歧视，这是不应当的，我们平视就可以了，仰视也没有必要了，我们现在的企业竞争力上来了，实力上来了，他的竞争压力跟原来不一样了，有一些怨言，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担心警惕中国的崛起，他也有这种担心，策略优惠，希望中国在他发出抱怨和不满以后，能够给他一些关照或者给他一些优惠，深层次也有几个原因。
到来的原因，尽管有一些怨言，但是每年还是来到中国：
1.市场规模，有多少国外的企业敢彻底的放弃中国的市场？我觉得是不敢的，我们现在13.7亿人，以后14.5亿，生活水平提高，中产阶级到6亿、8亿，这个市场哪一个外国企业敢完全放弃，我觉得很少。
2.发展潜力，现在是中高速，以后我们慢慢到中速，还会发展20年、30年。
3.产业能力与三链的优势，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是配套的。
4.改进和改革中的投资与营商环境。
5.日益扩大的开放，这都是他们忍不住、禁不住我们的吸引。
三、如何看待今年国务院密集出台的促进利用外资的文件，我概括了一下，2014年也有两个文件，当时没有像今年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最近澳大利亚大使馆、美国大使馆找我，你们怎么出台这么多文件呢？2014年62号文，2015年有一个25号文，这两个文是关于税收优惠的，这是要取消的，这个后来说不取消了，因为地方反映意见比较大，暂时不执行了，内容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角度，这是文件的名字，这是相关事项。实际在2010年的时候，国务院也发了一个文，关于外资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外资的若干意见》，时隔了七年，今年密集发文，我记得发了三个文件，一个是1月12号5号文，《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8月8号又发了一个文，这个文的名字更清楚了，《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前面那个文是3个方面20条，后面这个文是5个方面22条，1月份还发了一个跟外资有关的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我们叫7号文，这是6个方面23条。
为什么连续这么发文呢？有几个原因，第一，现在外资有点徘徊，应该说有个别的年份还是下降小点，但大部分的年份都是持平或者略有明显增长，但不像原来，我们习惯高速增长，要增长5%都觉得不过瘾，得增长7%、8%、10%才过瘾，若增长1%、2%，不管怎么说希望多来点儿，希望多增长一点，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现在对外投资的数量比利用外资的数量还多，2015年利用外资1300亿，对外投资1450亿，净流出150亿，2016年对外投资1962亿，利用外资达到1300多亿，也就是说，有600多亿的净流出。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经济体流入的资金没有流出的资金多，这不是一件好事儿，我们就要注意，想办法解决。所以我们希望在对外投资高速增长的同时，利用外资，您别老徘徊、别老低速，能不能也高速一点，跟那个对应上，这样使我们中国经济体，资本的流出、流入大体上差不多，别相差的比较大，这也是一个原因。
第三，5号文发出去以后，执行的不是特别有利，大家也知道，这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上网查会发现，每一条后边都写了某部门负责具体落实，这些部门在具体落实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或者理解的不全，落实的不到位，执行落实方面可能有差距。所以现在我们还要出这个。
第四，高层领导现在对营商环境、对利用外资也比较关注。这样的话，就等于有这样一些原因，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导致我们密集的出台了这样的一些规定，我们希望这些规定能发挥作用，能够有利的执行。
实际上我们真正要把外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可能有比较大的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法规上要调整，现在我们利用外资有三个，合资一个、合作一个、独资一个，说了好几年，三合一，还公布了一个草案，但到现在没合起来，应当尽快合并，出台一个《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都是过渡，应当再快点走一步，就把外资并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里面就完了，有一个负面清单往上一放，来了以后，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资企业法里面来，这就是一个法律方面的。第二个，《关于外商投资的产业指导目录》有四个，审批这个目录，尽快合并了，自贸区有一个负面清单，全国有一个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地区有一个《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刚才张建平教授还说了，还有一个投资审批的目录，有这么多的目录，我作为一个外资到底听哪个？能不能尽快合并？就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或者负面清单。这里面也可以说禁止、限制的列上，鼓励的也可以提一提，统一的产业指导目录、统一的负面清单，法律上这是一个方面。外资集中抱怨的反映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第三个，理论上创新，原有的利用外资，现在不能解释利用外资，理论上要创新。这就是我说的利用外资理论创新问题。
现在人们在利用外资方面存在着十个疑惑和问题，你得回答，第一个，在国内存在大量外汇储备和人民币储蓄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继续引进和利用外资？还有必要吗？是不是不引进外资也行？现在媒体界、实业界、产业界、学术界、政府界都有这样一些疑问，我们得回答。第二个，在货物贸易出口额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多年来存在大量贸易顺差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引进外资？第三个，在中国企业大规模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引进和利用外资？第四个，在中国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的情况下，我们讲的是流量，为什么还要引进和利用外资？第五个，在中国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已经取得长足进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引进和利用外资？第六个，在国家税收和财政收入已经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引进和利用外资？第七个，在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今非昔比，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的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引进和利用外资？第八个，目前引进的外资是不是有点多了？是不是经济利益和国内市场让渡给外商有点多了？第九个，利用外资可以帮助中国企业参与了和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这一点是对的，通过利用外资可以参与和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但是它能够帮助中国企业构建起铸造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吗？第十个，当前和今后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动因和目的是什么？新形势下利用外资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这十个问题我们得回答，不是一个人能回答的，也不是一天能回答的，需要我们理论界做深入的研究。
四、利用外资理论创新问题
我做了一点探索跟大家交流，原有的利用外资理论主要是“缺口”理论，这个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双缺口”理论，利用外资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是储蓄有缺口、外汇有缺口，所以我们利用外资，弥补外汇不足，弥补储蓄不足。储蓄缺口导致投资缺口。第二个，“三缺口”理论，除了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以外，还有技术缺口，所以要利用外资。第三个，“四缺口”理论，还有税收缺口，你得利用外资，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增加税收。这些理论在现在中国基本上不常有，我们储蓄不缺了、外汇不缺了，税收也不缺了。所以可以这么讲，缺口理论现在在指导利用外资不太成立。
我试着提出了五个新的理论，不展开，供大家参考，我们新时期利用外资的理论，第一个，引进优质生产要素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引进优质的生产要素，你必须要引进外资，因为这个外资是和这个优质的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理论。第二个，增加就业和GDP论，我们引进外资，我们是为了增加就业和GDP。第三个，参与和嵌入全球价值链与产业链论，你必须得引进外资。第四个，促进制度与技术创新论，也就是说，通过引进外资，不仅是引进资金，不仅引进优质的生产要素，还通过引进外资促进市场化的改革，促进我们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第五个，相互投资论，经济发达以后，不需要资金了，你那个国家对外投资量很大了，但是外资仍然会来，因为你是一个开放的市场，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布局的一个点。所以到那个时候不缺资金人家也来，你到我这儿来，我到你那儿去，只要市场开放了。所以我提出五个新的理论供探讨，这个文章基本写完了，准备发出去。
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希望媒体的记者们，能够关注利用外资理论创新的问题。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请国经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老师给我们做报告。
张燕生：首先是非常感谢，因为前面魏部长和其他三个专家，包括建平、裴所长、卢教授，他们把这个故事已经讲得差不多了，我还能讲什么呢？从碎片化的角度来讲，我就讲一点，我对外资的一些想法。刚才裴所长讲了前9个月的数据，前9个月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外商来华投资是正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前7个月的数据，我们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外商来华投资的同比增长是-6.5%，也就是说，我们确实要回答三个问题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外商来华投资会减速？我们可以看到，确确实实这个减速的幅度，东盟的部分下降23.3%，欧盟二十八国同比下降是1.1%，“一带一路”同比下降是22.5%，我们的黄金水稻、长江经济带同比下降5.4%。
刚才前面三位专家已经把这个故事讲得很透了，也就是说，面临着一个问题，外商和我们实际利用外资如何适应新常态？确确实实，中国经济变了，因此，外商来华投资和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投资环境，提升我们的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来改善我们的市场经济的环境，这个对我们下一步迎接一个新的外商来华投资，一个新的浪潮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很重要的拐点。
刚才前面几位专家都讲了，我们在利用外资上，我们确实会发现，农林牧渔实际利用外资只有3.7亿美金，同比下降是70%，今年前7个月。这样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能够为外商来华投资进入到我们的农业领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今年的前7个月是204.8亿美金，同比下降是5.7%，占比是28.4%，比刚才裴所长讲的前9个月，它的占比略低一点。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今年前7个月504.9亿美金，同比下降6.8%，占比70%。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确确实实发现外伤来华投资存在着一个减速趋势，我对减速的趋势，我的理解是外商来华投资和我们招商引资工作如何能够适应新常态，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会发现外商来华投资，中国欧盟商会、中国美国商会，我们可以看到来中国投资的外商，他们的商会对于中国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市场环境，抱怨明显增加。为什么？我们的投资环境是改善还是中性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利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改革开放将近40年，我们招商引资工作是我们过去改革开放取得最重要成果的领域，而现在的抱怨会增加。
我就画了一个表，这个表也是我们和欧盟的几个重要智库，我们做合作研究所列的一个表，刚才我们的专家们都讲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或者70%以上外商来华投资都是进入到我们的制造业，我们说我们的制造业的所有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看最下面一行，我们能够看到，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是27.8%。
我们可以看到，明明企业在我们中国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是61.2%，外商独资企业在我们的制造业当中占的比重是11%，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投资环境、我们的营商环境、我们的市场环境，过去30多年，我们的重点是制造业， 我们制造业现在形成一个什么结构呢？一个很典型的混合所有制的结构，民营企业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二，外商投资企业，它的占比超过了10%，国有企业它占的比重是27.8%，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外商来华投资的企业，现在70%是投服务。从服务可以看到，房地产也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结构，餐饮也是一个混合所有制结构，但是外商来华投资企业，现在投资重点是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专业服务和金融服务、研他服务，也就是我们讲的高技术服务业，那些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业的行业，金融，国有企业的占比是90%，民营是7.8%，外商企业只有1.5%。
这里面发现，外资抱怨很大程度，外资现在进入到高技术服务和高技术制造，外商投资，他们对于中国未来高技术服务和高技术制造的发展前景看好，去年的增长率，高技术服务业的增长率是90%，像技术服务、研发服务他们的增长100%、200%。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我们在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高端服务业将是我们改革的重点。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我们上次讲了WTO的时候，我们讲狼来了，我们加入WTO以后，十年我们的GDP按汇率计算是美国的1.44倍，按购买率评价计算是美国的1.88倍，我们核心的问题是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我们现在要进入发展高端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这种服务业，下一步的市场准入和下一步的开放，我们能够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来激发我们的新兴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知识经济服务业，他们今后用市场竞争的压力来迫使这些行业来提升他们的国际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的理解，不是我们的投资环境坏了，而是我们过去30年，我们的开放和改革，也就是一些高端的市场，现在我们的市场化进入到一个高端的市场，我们会发现在这些新兴领域，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开放和我们的结构深化，是我们未来30年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我们内地和港澳签订的CPA在通商开放应该讲，它取得的成绩是非常大的，但是后来评估说，大门打开、小门不开，也就是通商的门开了，但是整个的标准规范和监管，如果这个部分不能够进行一个全面的市场化改革的话，实际上那个开放的效率和便利化是会大打折扣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我们的投资环境恶化了，而是我们的投资环境，也就是下一步改革开放的主战场开始转到了一个法制市场化和高端、全球化的新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外商来华投资，前面三位专家已经把这个理说得很透，因为我们在研究外商来华投资总是要问，这些外商来华投资，他们投资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投资的类型是什么？我们会发现，刚才前面几个专家都讲了，2005年之前，外商来中国投资看中的就是我们的低成本，低成本的劳动力、低成本的土地、低标准的环境。2005年到2012年之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低成本驱动的那部分外资，他们开始放慢对中国的投资，开始加大对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原因很简单，我们贵了。2005年到2012年，我们的增长率是10.7%以上，我们的GDP的增量按汇率是美国的1.44倍，在这个阶段，2012年之前大量的成本驱动型外资进入中国，但是2012年以后，当全球减速、中国减速，这种市场驱动型的外资也开始放慢对中国的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2012年以后，过去的五年，外商来华投资的结构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就从制造转向服务，从低端的服务转向高端的服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我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发改委的研究员做的一项研究，他们说在未来的五年，2020年新一代IT行业的产值规模将达到11万亿到14万亿，大健康行业的产值规模将达到14万亿到16万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也就是中国未来将有许多个行业和产业，他们的产值规模将进入到超过10万亿。
比如说，大健康，发改委的研究员研究说，大健康行业未来的产值规模将达到14万亿到16万亿，它主要是三个分支，第一个分支，大健康相关的服务业，第二个分支，大健康相关的器械，第三个分支，大健康相关的人才，人力资本开发。像这些领域将会有一个很长的投资期、赔付期和市场的培育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外资来中国实际上开始进入到新兴领域，它的增长率很高，但是传统旧领域下降的幅度也是很高的，就会出现总量来看，好像我们的外商来华投资的增速是低速的，但是这个总量的背后，它的结构性变化是一个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他想培育的过程。
有的时候我们讲，旧的外资、成本驱动型的外资、市场驱动型的外资可不可以转移到中西部？曾经有两个地方是非常成功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资，成本驱动型的外资，一个是河南郑州，一个是人口大省四川，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承接了东部的这些产业转移，最后由于我们的中西部的要素成本也远贵于南亚和东南亚。这部分企业也包括像富士康，很快开始离开了我们的中西部。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外商来中国来讲，该走的其实是很难，因为我们贵了，要素成本的上升，已经明显高于我们的周边。但是新兴部分的成长也是非常迅速的。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常态，外商来华投资同样也是进入到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说，我们吸引外资将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于9月份，也就是国经中心做了一项研究，和欧洲一块做的，这项研究就研究了中国和欧盟的相互投资的情况，这里头有一组数据，2015年欧盟对华的直接投资存量是1680亿欧，包括香港是2880亿欧，我们内地对欧盟的投资存量是350亿欧，加上香港是1150亿欧，和欧盟、和美国的投资存量相比，欧盟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是2.6万亿欧，是10倍到20倍，也就是包括香港和不包括香港，我们和欧洲的相互投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存量是2.4万亿欧，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无论是FDI还是ODI，大致是1000多亿元。美国现在它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达到3800亿美金。
因此，我们无论是FDI还是ODI，我们还有能增长一倍、增长两倍，甚至增长更多的空间，我们有没有这种需求呢？也就是，我是把我们的经济发展总结为两组增长模式，一个增长模式叫养孩子，一个增长模式是领孩子，养孩子靠的是市场经济的环境，培养的是民营企业和草根企业。
我过去讲过，这些民营企业要适应新常态，这种传统业态的提升，转型升级，我自己叫比登天还难。像民营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像草根经济比较集中的地方，现在喊出的口号是“对标德国、对标欧洲”，也就是说，要向德国和欧洲那样用工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业来帮助民营企业和草根经济转型升级。怎么来对标德国和欧洲？像广州的佛山把德国大众引入佛山，把欧美的跨国公司引到佛山去，帮助民营企业来学习跨国公司是如何管理的，品牌是如何管理的，融资是如何管理的，人力资本开发是如何管理的，包括渠道，“一带一路”的营销渠道、采购网络，跨国公司是如何操作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到现在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我们的创新经济，现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我们都希望加强同各个来源地的外商投资企业合作，外商投资企业也非常希望跟我们合作。
有一个国际的大的跨国公司，他说，什么时候中国人会认为我是中国企业，我能够跟中国一块走“一带一路”，我能够跟中国企业一块来满足6亿到7亿中国的中等收入人群，我能够和中国企业一道来满足中国80后、90后、00后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确确实实外商到中国来的，我们现在只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前夜。
现在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能够在我们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市场环境能够适应我们的新常态，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确确实实来讲，包括我们的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产业指导目录，也包括我们在一些新兴行业的市场环境的营造和改革，像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也包括我们讲市场准入的限制指数，我们取得巨大进步，我们从1997年的0.627下降到2016年的0.327，但是欧盟给我们的定义，仍然说中国是世界上限制境外投资者准入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从我们来讲，也就是说确确实实在适应十九大以后的中国，适应新常态的中国，我们要在我们的投资环境、营商环境的效率和便利化和市场环境方面，真正要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和新召开的七中、十九大的精神落地，真正的为我们的企业，外国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所谓好的是法制的、市场化的、透明的、规范的和一个真正有序的这么一个好的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相信，无论是外商来华投资还是中国的对外投资，我们从1500亿上升到2500亿、3500亿，真正跟我们全球大国的地位相匹配，我们感觉到确确实实中国是是无论外商来华还是中国对外投资，一个高速增长的前夜，其中我自己认为，三中全会上，市场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自己的作用，四中全会法定责任必须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五中的五大理念，在下一步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文化创新中间取得巨大进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相信我们招商引资工作和外商来华投资都能够更好的适应中国的新常态。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张燕生老师的演讲。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有请魏部长、燕生老师、卢教授上面就坐，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进行提问。
我先来问一个问题，魏部长刚才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相信中国今后五年会成为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刚才专家也介绍，按照世界银行的评判标准，我们营商环境排78位，这个营商环境到底是什么标准呢？以实际结果来看，现在是不是实际吸引外资全球第二位的，这什么原因，我们营商环境并不像世界银行他们排的那么靠后。
魏建国：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说它块头大，就说明了我们营商环境在前面，我个人来看，刚才燕生提的问题，尽管我们前一个改革开放30年，我们的外商在整个经济发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下一步，我们吸引外商投资的最大的关键，就是一条，我个人认为，一定要实现三个平等，说到底，要想把中国建设成全球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除了我们透明公开之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实现党中央提出来的三个平等，首先是权利平等，我们现在权利不平等，央企、民企、外企不平等，我们也可以按照现在的情况，我们应该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考生，他可能是残疾人，不管怎么样让他报名，因为他有这个权利，不管他是中部的、西部的，发达的还是贫困的，城市的还是乡村的，沿海的还是中西部的，大家都是一样的权利。
第二个，我认为权利平等还不行，关键是规则平等，现在我们对国有企业、央企、民企、外商投资企业还不平等，就拿高考来说，试卷要一样，这是最大的规则，不能说央企就可以进入，而民企进入提出来有五年的经营期，这个规则要定，在同一个规则平台下。
第三个，更重要的是机会，我们给民营企业机会，怕民营企业一哄而散，怕民营企业乱，不仅是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也是这样。所以实现三个平等，首先是权利平等、其次规则平等、最后是机会平等，这是下一步中国实现最大的改革开放的着力点。所以习主席一直在讲，我们要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大家在中国这个土壤上面都能够实现企业自己的梦想。这是十九大以后，我估计我们可能要做的最关键的一点。
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有一条，两位还可以说，我们的法制，服务的部门和行政机关以及中介机构，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调整和改变。是我们整体国家的需要，也是国家建立全方位的外向型经济的一个需要。所以全球为什么很重视十九大，在十九大期间，中国会有以国内最大的吸引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巨大的消费潜能来吸引全球的外商。我很同意刚才燕生讲的，美国现在吸收外资很多，但是我估计未来这种转向转的很快，很快十九大以后，在这点上，我相信他们两位有一定的看法。
我就先讲这些。谢谢。
提问1：我来自财新网。刚才燕生老师说，下一步重点转向高端制造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教育和医疗健康，事实上老百姓对于教育和卫生医疗这方面抱怨是最大的，WTO之后的开放，竞争力有很大的提高，开放最少的行业，国际竞争力似乎是最差。但是每提到这两个行业，包括金融业的开放，一些方面会说教育有一些艺术形态方面的考量，不愿意让民营或者外资进来，医疗甚至有些人会说，外资会来取我们的DNA做一些不好的研究，这方面有没有绝对性的约束？不管来自于意识形态还是对于其他方面，还是说这方面的障碍只是大家认识不统一，有办法克服的。
另外，特朗普总统要访华，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让中美之间进行谈判，从而让双方的投资能够更进一步的推进下去，央行最近做了不少金融方面开放的举措，似乎阻力也是比较大，不知道BIT是不是比较好的机制？
张燕生：刚才我讲到了CCIEE和欧盟的布鲁盖尔、香港的中文大学四个智库做了合作研究，中国和欧洲，我们的金融都很弱，英国脱欧，脱欧以后的欧盟和中国，我们的金融直接融资都很弱，也就是怎么能够欧盟和中国能够合作，在英国脱欧以后共同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第二个讨论的问题，英国脱欧以后，中国和欧盟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也就是我们说的一流就是顶尖的，我们说直接融资都是非常有效的，中国下一步服务业开放，怎么能够叫金融，直接融资部分能够在十九大以后取得长足的进步。怎么能够在一流大学，顶尖大学，刚才我们讲的发展高端的服务，高技术服务业，刚才我讲了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人才密集型，这个部分必须要寻求国际合作，就是要开放，包括与欧美和全球的金融业和教育业合作，来解决这两个瓶颈。
BIT实际上在我理解，尤其中美的BIT是一个高标准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协议，为什么说它是高标准呢？2008年中美开始谈BIT，2009年美国叫停中美的BIT谈判，叫停以后，美国在2009年到2012年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将近三年的时间，在2012年4月份用两年多的时间，用他最优秀的人才打造了BIT2012年范本。2012年的4月打造出来，2014年5月和中国人开始重启谈判。因此，这个协议美国是用了两年多，把这个负面清单管理、准入前国民待遇，一个高标准的开放协议和便利化的协议，我自己的想法，它怎么才能成为第二个WTO，我们叫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能够使我们在金融和教育这些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行业能够往上提高一大步，这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想法。
还有一个想法，接着魏部长讲的后面这一点，刚才魏部长讲了很重要的点，其实我们的投资环境在改善，我们进步非常大，但是在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的领域，不仅仅是我想、我应该做什么，我现在最大的短板是我怎么才能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法无授权即禁止、法无禁止即可为，怎么才能做到，这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是说我不懂这个理，而是说我要建立起，刚才魏部长讲的，怎么能够在立法和执法、专业人员操盘、社会监督，每年开放和外商来华投资的准入是对全社会保持透明度，每年公共服务方面，整个一套现代治理的东西，不是说懂就可以做得到的。因此，我理解法制和市场化，这些东西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旦做到，北京大马路上的汽车可以跑80公里时速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无论是外商还是民商各个方面，就是现代治理，我就做到了，从现在开始，2012年新常态开始，外商管理这套东西应该是法制的、市场的、透明的一套做法，它的核心是治理体系的变化。 这是刚才魏部长讲的最大的启发。
魏建国：我补充一个观点，实际上我们周边的国家，包括东南亚、欧盟、韩国、日本，都在大量吸引外资，而且出台了非常多的政策，这些政策并不比我们以前实施的政策还要差，都是非常优惠的，但是有一条，他们比不过中国，中国最大的优势，一个巨大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市场，这是一个吸引力、诱惑力特别强的，所以外商肯定要进入中国。所以在这点上，下一步怎么利用我们最大的优势来解决我们一些不足，就像刚才裴长洪、燕生说的，不管排位多少，以前100多，现在78位，如何跳跃式的发展，中国这块一定要做到在未来吸引外资上面，营商环境、政府作用以及法律，这是我们下一步最大的关键。所以这次特朗普来了，我估计十九大以后，中美之间会有非常大的国际经贸关系。
提问2：我是国经咨询二处的，就这次今天听的这个课题，因为我以前在伦敦做了大概十年的跨国并购，我2015年年初回来的，现在两边跑，对国际市场整体的并购感触比较深，2014年6月份克强总理访英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中资企业开始逐渐的往外走，在2015年、2016年有一个爆棚式的，从央企到民营企业，咱们听说的万达、绿地，我们长期服务的客户是海航、复星。但是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有外汇收紧的政策，我们自己公司的咨询费大量下降了，海航现在基本上今年整体战略已经完全收紧，除了利用在国外跟复星一样的战略，利用外资的低息的险资做整体的并购，整体的资金出不去。我们内蒙企业在新能源上的一些工作，5000万人民币，500万英镑，很小的一个单子，钱都出不去。我们说对流，我们走出去跟引进来是对流的，我们在整体的感受上，现在中国资金收紧，2017年是海外并购非常灰暗的一年，往外走的资本渠道都封锁了，通过香港的保险公司、低息的险资、人寿资金都没有这个渠道了，我们做两岸也服务很多英资企业到中国来，尤其是去年脱欧之后，很多的研究对中欧有什么样的影响，英国在整个新兴市场投资上，英国的风险指数还是非常低的，然而中国在新兴市场投资风险指数还是非常高的，这个风险指数肯定含有很多政治风险、政策风险，其实也是我们本身对于金融的开放性相对较低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我们在过去经历了很多欧洲，在去年比利时跟中心一起开会，经历了很多商贸类的企业到中国来投资，最大的一个忧虑，对于中国市场相对不稳定性，然而这个不稳定性就是刚才说的综合性。我也想听听三位老师，对于这个事情，今年十九大之后，在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上，2017年初做这个政策和2018年之后政策上会有什么具体的开放性，能不能有一个方向性的指点。
卢进勇：这个大家都知道，2015年、2016年量比较大，增长速度比较高，2016年底有收紧的政策，《对外投资产业投资目录》，六个行业没有说绝对不允许，但是要严格的限制，房地产、酒店有一些限制。实际上现在限制的不仅是这六个，整体上对外投资现在都有一些管控。我个人觉得，十九大以后，这方面还会有一些调整，为什么会有些调整呢？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在搞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而且我们审批制度由过去的核准制走向登记备案制，而且在自贸试验区还专门试了，最早在对外投资领域先实施了，由核准制到登记备案制，逐渐准备向利用外资领域推广。结果在对外投资领域，刚实施了一年多，原来是要核准，后来不核准了，变成登记备案了，放松了，比较自由了，大的项目，国家还要把把关，一般的项目你自己就可以去了，不用核准了，本来是比较宽松的一个政策，由于出现了高速的增长，我们又担心了，没别的手段，又采取行政限制的手段。现在看来也有一定必要性，因为资金外流的比较厉害，外汇储备减少的比较快，但是我觉得十九大以后，还得进一步的坚持投资决策，不管是在国内的投资还是国际的投资，政府在投资这一块从核准到审批，最终还要走向登记备案，而且整个利用外资，有了负面清单以后、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以外的，张燕生专家也说了，法无禁止即可为，负面清单就是法律有限制、有禁止的，这个以外，你自己投资就完了，应当这么说，由市场来决定要素的配置，让市场来决定、让企业来决定自己到底投到什么行业去，到底到哪儿去投资，这个投资决策不能够都由政府来包，应当由企业来做出决定，这方面还得放松。
第二，外汇储备现在恢复到了3.1万亿，实际我们的外汇储备客观来讲，这个理念还得调整，我们的理念在外汇这一块基本上还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的理念，存钱就比花钱好，存的多就比存的少好，一旦少了，就着急，一旦对外贸易出现点逆差，就急的不得了。别的国家老出现大量的逆差，那么多年，我们这么多年的持续顺差，“双顺差论”他认为顺差太多，必要性太差，我查了一下经济学理论，外汇储备一个国家多少合适呢？4到6个月的进口，正常进口这个国家，我们进口一个月1500亿，如果是6个月，我们9000亿，如果一个月，我们进口2000亿，如果6个月，那是1.2万亿的储备，由1.2万亿扩大到存2万亿，可以了吧？没必要存这么多外汇，这个理念必须得调整。
第三，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没必要永远都追求巨额的顺差，在这一块还略有点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思想，略有一点的顺差，大体平衡就可以了，甚至有的年份有点逆差不必那么紧张。
第四，还有一个重要的依据，我们不是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吗？外汇都不能动，兑换都很难，使用也不方便，你人民币国际化怎么推进呢？自由兑换做不到，自由的进出做不到，对外投资管控逐渐放松，外汇兑换和使用逐渐放松，这应当是一个大方向，人民币逐渐走向国际化。
仔细来讲，十九大以后，还有好多我们期盼的事儿可以做，从这个角度，对十九大还是寄予特别大的希望，像外汇这一块，大家看到了吧，我们以后还得改，营商环境还得改，刚才张燕生教授列的那个表，国有企业大部分行业都是50%以上，外资都是零点几、一点几，只有一个行业占到11%，制造业，民营企业，一个是房地产，我们该改的太多了。所以我们以后的改革任务，以后的开放任务还多着呢，十九大完了以后要做很多事儿呢，二十大以后，也还有好多事儿做。
提问3：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主持人提到了关于外资资金来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香港，伪外资和真正的外资它们之间的变化，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微幅增长，伪外资的比例如果上来，真正的外资比例是不是就下去了？外资走势是不是还是很严峻？第二个问题，我们在演讲过程中提到了外商对我们中国的预期，怎么来改善他的预期？有一些是关于制度、法律，这些属于长期的才能够有进步，但是短期内有没有什么变化，更快的来改善一下中国未来的预期。与这个预期有关的是一个政策的稳定性，我们这几年不断的在推进改革，不断的在加强监管，但是我们的改革，比如说外汇人民币的改革以及进入上半年阶段的加强，都会带来宏观环境的剧烈的波动，我们怎么在这些改革和监管加强的同时来实现我们宏观环境的稳定性。
张燕生：我简单地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从香港来？会不会有假的外资？是为了寻租，外资可以有更多的优惠政策，才变成了一个假外资，你会发现外资的优惠越来越少了，现在出现一个新的趋势，无论是外资还是港资、台资，他们希望是内资的情况，你第一个问题是倒过来的，越来越多的企业，包括港资、台资和外资都希望是中国企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个问题，像你刚才讲的还是旧常态的故事，不是新常态的故事。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很多企业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国好像不像过去那么挣钱了，怎么能在中国有更好的回报，这样的话，我们说跨国公司才能够在中国进行投资，无论再投资还是并购投资，会有更多的资本注入到中国来。这个确确实实，我个人的理解是新常态的问题，原因非常得简单，比如说白酒，它的量增长是5%，它的价值增长是10%，它的利润增长是20%，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新常态的故事，量已经不增长了，价值有10%以上的增长，利润20%以上的增长，谁能拿到20%的利润增长，蛋糕就这么大，竞争激烈，你怎么才能在竞争中取胜。因此，我们跟魏部长主持的中欧的一个会议上，有500强的欧盟企业说了一句话，我们不怕中国企业竞争，我们不怕来中国投资。我们会认为欧美的跨国公司比我们强大多了，怎么会怕竞争呢？所以说我个人觉得，第二个问题，你刚才讲的预期问题，一个是我们的环境要调，还一个是中国确实有很多增长率很高的增长点，谁能拿到，只有一些敢于创新的企业才能拿到，而不像过去，这个问题怎么能改变预期，一个是政策改变，一个是适应中国市场正在发生质的变化。我这两天去了广东做了一些调查，还去了四川做了一些调查，对我最深切的感受，中国这些企业、中国市场的变化真快。
魏建国：我回答你第三个问题，我们的改革如何配套和协调的问题，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改革中比较靠前的改革，外贸体制的改革、进出口的改革，但是今年我们的改革、税制的改革、财政的改革，因此像一个汽车一样的，一个轮子跑得很快，另一个轮子也在跑，但是它跑的不是太快，讲的好的话，原地打转或者是不平衡，讲的不好，可能跑到一定情况就会出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十九大一定会非常强调，特别是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了以后，强调中国的改革如何跟上现在整个中国在全球治理发展以及在整个经济上恢复它的作用，这是十九大以后，对我们下一步改革的协调一致配套需要加强，这样像一个车子一样，轮子是一样的，这样整个中国的汽车跑得非常快，而不是因为这个轮子的速度慢带慢了另外一个轮子，这方面有些问题，现在出现的问题也不用怕，因为十九大会从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深的力度上加强我们的改革，同时对整个部门，尤其各部门，政府部门的改革也提到议事日程，这样适应我们中国发展的需要，实现十九大提出新的任务的需要。
卢进勇：刚才提出那个问题，过去我也听说过，中国利用外资，你第一个问题讲得港资比较多，刚才说60%，客观来讲，按照我们的统计口径，我们把香港、澳门、台湾的投资按外资对待，这个统计上是正确的，当然，那地方来的投资可能没有欧美的那么技术先进，我们外资的结构上，欧美的投资有所下降，港澳台的会多一点，以后我们要想办法多吸引一些欧美的投资，跨国公司能带来一些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但是从统计的角度来讲，港澳台投资确实也不算外资。
主持人：今天对外资是否撤离中国的话题以及今后的一些举措做了充分的讨论，再次感谢魏部长，感谢张燕生老师、卢进勇教授以及刚才已经走的两位嘉宾，感谢他们的精彩报告，也感谢诸位来参加这个会议。明天是十九大，我们相信明天十九大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消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