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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在京发布

发布时间:2020-07-29 09:52:00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宗超


20207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面对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我国慈善事业的法治化、专业化和体系化程度得到进一步加强。

2019年,民间慈善事业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呈现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总体特征,在国家层面、市场层面和社会层面均有表现。慈善开始成为国家整体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并为国家治理战略目标服务。国家与社会正逐步耦合成一种统一、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双向嵌入关系。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向善和商业慈善在质疑中逐渐成为时尚,而企业社会责任和影响力投资成为重要主题。在民间公益慈善空间被政府和商业挤压的状态下,青年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公益自组织开始活跃,努力以社会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慈善事业因应政府、商业和社会要求而产生不同的话语和实践。

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86.7万个,较2018年增长6.2%。其中社会团体37.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48.7万个,基金会7580个,分别较2018年增长1.64%9.68%7.76%。自201691日截至2019831日,全国民政部门等共认定与登记慈善组织5511家,其中1260家慈善组织获得公开募捐资格。在政府认定的募捐方案备案平台上,673家慈善组织的12641个项目进行了公开募捐备案与信息公开;备案慈善信托273单,信托财产规模29.35亿元。依法注册登记在华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共有524家,备案临时活动2441件。

志愿服务在2019年有质的突破。志愿服务被提升到社会文明进步重要标志的高度,要同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以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行。2019年,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达到1.69亿人,累计志愿服务时间为22.68亿小时,分别较2018年增长13.9%3.2%

慈善公益捐赠和社会资源汇集的大数据略有下降。蓝皮书一直以来将社会捐赠总量、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值和彩票公益金三者之和设定为全核算社会公益资源总量。根据测算,2019年,中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为3374亿元,较2018年减少0.97%。其中,2019年社会捐赠总量预测约为1330亿元,志愿者贡献总价值为903.59亿元,彩票公益金募集量为1140.46亿元,分别较2018年增长4.72%9.7%-13.18%2019年上半年,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全国1400多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1.7万余条,累计获得52.6亿人次的点击、关注和参与,募集善款总额超过18亿元。2019“99公益日,爱心网友4800万人次捐出善款17.83亿元,超过2500家企业配捐3.07亿元,总共募得善款24.9亿元。

慈善实践继续推进多元拓展和跨界融合: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慈善事业管理部门改革不断深化,新组建了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并首次设立儿童福利司;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更为凸显,在扶贫攻坚、应急救援、爱心助学、医疗救助、社区服务等领域,慈善组织促使资源和财富在不同社会群体间趋向更均衡的微循环;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向善和商业慈善方兴未艾,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捐资设立鲁冠球万向事业基金,引世人瞩目。

2019年,中国慈善也背负了难以预料的负累。个人大病求助平台水滴筹、德云社相声演员的百万募捐、一些慈善组织擅自变更项目善款使用对象、公益慈善行业奖项评选公信力等都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和争议。此外,尽管2019年慈善组织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是相比2018年和2017年,无论基金会、社团还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其增速都明显下滑。

中国慈善事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公益慈善界和全社会的深刻反思:在未来的变革中坚持什么,摒弃什么,改变什么,创新什么?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指出——

中国慈善事业总体稳中向好

20207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2019年是《慈善法》实施三周年,虽然面临着诸多挑战,我国慈善事业的法治化、专业化和行业化程度仍然在进一步加强。2019年中国慈善事业的基本面在经济新常态的大环境下依然相对稳定,社会组织总量和慈善捐赠总量持续增长,志愿服务、慈善资产管理和行业建设等领域取得明显进展。

(一)社会组织总量增长放缓

根据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和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社会组织总量为86.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7.2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服务机构)48.7万个,基金会7580个。三类社会组织的总量分别较2018年增长1.64%9.68%7.76%,年增长率均低于2018年(分别为3.10%11.0%15.8%)。全国共有社区服务中心2.6万个,社区服务站16.7万个。由于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基金会中心网的观测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基金会总数已达到7938家,高于民政部的统计数据。其中,公募基金会1618家,非公募基金会6320家。公募基金会总数与2018年持平,非公募基金会则较2018年增长17.2%。民政部的统计数据则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总数已超过7500个,较2018年(5285个)增长了四成以上,占到全国社会组织总量的8.65%以上,净资产合计约1600亿元。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截至20198月底,全国已有1260家慈善组织获得公开募捐资格,673家慈善组织备案了12641个公开募捐方案。社会组织也越来越吸引更多职业社工参与。2019年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报名人数达到55.37万人,较2018年(42.45万人)增长30.44%,创历史新高。

随着《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颁布执行,境外非政府组织2019年在中国的发展也逐渐活跃。境外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境外合法成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其在我国可以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和济困、救灾等方面依法开展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活动,是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19年底,按照《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注册登记在华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共有524家,备案临时活动2441件。其中,注册登记最多的省市依次为北京165家、上海105家、广东37家、云南28家、四川24家,合计占到全国总量的68.51%81.11%的境外非政府组织注册登记代表机构的业务主管单位集中在商务、教育、民政、卫生、友协、林业、科技、环境、农业等九大系统。主要业务活动集中在商务领域的占比41.98%,其次为教育、民政、卫生领域,占比分别为9.9%8.4%6.9%。总体来看,2019年境外非政府组织注册登记代表机构的年增长率逐渐趋于平缓,并且表现出分布地域、业务领域和业务主管单位高度集中的特征。

(二)志愿服务开启新的征程

截至2020316日我国实名注册志愿者总数达到1.69亿人,志愿团体116.36万个,累计志愿服务时间22.68亿小时。注册志愿者总数较2018年增长13.9%,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较2018年增长3.2%。志愿服务活动已覆盖医疗、教育、扶贫、养老、环保、助残、文化、体育和“一带一路”等多个领域,成为新时代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力量、共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2019年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我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迈入新时代、开启了新征程。20191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考察调研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朝阳里社区全国第一个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时,称赞志愿者是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前行者、引领者,强调志愿者事业要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行。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为志愿服务搭建更多平台,更好发挥志愿服务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20197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的贺信》中再次肯定了新时代志愿服务的重要地位与重大作用,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给予志愿服务更多支持,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和常态化。20191227日,国务院扶贫办首次公示“志愿者扶贫50佳案例”,旨在深入挖掘志愿者扶贫典型。

(三)慈善资源总量略有下降

相关测算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社会公益资源总量为3374亿元,较2018年的3407亿元减少0.97%,而较2017年的3217亿元增长4.88%。其中,2019年社会捐赠总量约为1330亿元,较2018年的1270亿元增长4.72%,较2017年的1526亿元减少12.84%2019年志愿者贡献总价值为903.59亿元,较2018年的823.64亿元增长了9.7%,较2017年的548亿元增长64.89%。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9胡润慈善榜》统计了114位中国慈善家的捐赠数据,2019年度捐赠总额为225亿元,较2018年度增长3%;但是平均捐赠额为2亿元,较2018年度下降10%。平均捐赠额占上榜慈善家平均财富的0.4%,较2018年度下降0.1个百分点。在榜单排名方面,万向集团董事长鲁伟鼎捐出其持有的万向三农全部股权,设立鲁冠球三农扶志基金慈善信托,市值49.6亿元,位居榜首;腾讯主要创始人之一陈一丹以35亿元捐赠额排名第二,主要包括捐赠腾讯股票成立慈善信托,市值34亿元;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以16亿元捐赠额排名第三,主要向其家乡周口市捐赠6.5亿元,向广东扶贫济困日捐赠5亿元等。在捐赠方向方面,教育领域的捐赠人数依然是近五年最多的,占比35%,较2018年度减少6个百分点;扶贫领域的捐赠人数在近五年呈逐年上升态势,以占比29%排名第二,较2018度增加11个百分点;捐赠慈善基金会等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人数占比16%排名第三,较2018年度减少2个百分点;医疗领域的捐赠人数以6%排名第四,较2018年度减少7个百分点。

除了慈善家的大额捐赠,彩票公益金和互联网捐赠在2019年依然是国内慈善资源的主要来源。不过,彩票公益金的降幅超过10%。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彩票公益金募集量为1140.46亿元,比上年度1313.62亿元减少了173.16亿元,降幅为13.18%,其中福利彩票筹集公益金557.28亿元,体育彩票筹集公益金583.18亿元。2019年上半年,民政部指定的20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为全国1400多家公募慈善组织发布募捐信息1.7万余条,累计获得52.6亿人次的点击、关注和参与,募集善款总额超过18亿元。2019年“99公益日”在筹款额、透明度和覆盖面上再创新高:爱心网友4800万人次通过腾讯公益平台捐出善款17.83亿元,超过2500家企业配捐3.07亿元,加上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提供的3.9999亿元配捐,本年度“99公益日”总共募得善款24.9亿元。但与此同时,2019年互联网募捐领域的危机事件频发,民众对建立健全相关监管机制的呼声持续高涨。

(四)慈善资产管理相对保守

201911日,《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这对我国慈善资产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有人将2019年称为“慈善资产管理元年”。相关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慈善资产管理普遍存在投资行为保守的现象,2/3以上的基金会只存款不投资,由此可能导致投资业绩不佳。其主要原因包括:慈善组织所有权缺位,导致受托人的定位及其权利义务模糊;在慈善认知和伦理方面,秉持捐款是神圣而不能承受投资风险的观念;行业内存在慈善组织“投资损失须由理事赔偿”的不实流言;慈善组织投资缺乏信息披露标准和评价标准。

自《慈善法》颁布以来,慈善信托迅速成为我国慈善事业进行资产管理的重要方式,也成为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参与慈善事业的重要渠道。慈善信托数量逐年递增,社会各界积极探索和实践慈善信托。《2019年中国慈善信托发展报告》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1231日,全国共设立慈善信托119单,较2018年增长37%,信托财产规模9.33亿元,较2018年下降18%;备案慈善信托273单,信托财产规模29.35亿元。2019年在兰州市民政局备案的光信善·昆山慈善信托1号的财产规模达5亿元,成为自《慈善法》颁布以来我国最大规模的货币资金类慈善信托。慈善信托资金的支持领域已经从医疗、教育、养老、儿童福利、扶贫济困、环境治理等传统慈善领域,逐步拓展到行业支持、公益金融、文化保育、社会企业等新兴慈善领域,以及乡村振兴、航天科技、“一带一路”等国家发展战略。整体来看,2019年我国慈善信托具有单笔规模仍以百万以下级别居多,千万元级及以上的极少;备案单位集中在东部地区,但西部地区慈善信托发展速度较快;信托期限仍以短期(5年以下)为主;受托人仍以信托公司为主,自然人委托人显著增加等基本特征。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p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月)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指出——

科技向善和商业慈善在质疑中逐渐成为时尚

20207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2019年,在市场层面,以企业为主体,以企业社会责任和影响力投资为主题的商业慈善在各种质疑声中方兴未艾,科技向善、商业慈善成为本年度公益慈善领域热门议题。它们在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强大的社会及技术支撑的同时,却也伴随着纷繁复杂的争议。

1.科技赋能慈善,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近年来,科技慈善已经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新浪潮,国内外知名的商业机构、公益机构、慈善家已经纷纷在科技慈善领域大展身手。既有蚂蚁金服运用区块链技术支持信美人寿爱心救助账户、Facebook通过太阳能无人机实现无须电缆的全球互联网以弥合数字鸿沟,也有爱佑慈善基金会、淡蓝公益等机构纷纷跨界入场,更有扎克伯格夫妇、比尔·盖茨夫妇、陈天桥夫妇、马云、陈一丹等知名慈善家在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和基础科学领域躬行善举的大额捐赠。2019年,“科技向善”这一理念继续迅速传播和扩散,更广泛地融入国内大型高新技术企业的价值观和发展战略当中,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和社会创新项目也开始聚焦于如何运用科技力量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科技与慈善的结合,一方面畅通了高新技术企业参与慈善事业和布局影响力投资的渠道,提升了其高新技术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也助推了我国慈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强大技术支撑。2019年我国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44928万户,比上年末增加4190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1220亿GB,比上年增长71.6%。全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71768亿元,比上年增长15.4%2019年,我国实现第五代移动通信(5G)预商用。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覆盖范围的不断完善,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科技向善”提供了基础保障。正如王振耀所指出的:科技慈善尤其是互联网科技慈善在中国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已经进入善经济时代,以社会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有广阔的前景,其中就包括养老、儿童、大健康、残障人士等各种服务领域,而这个体系的构造正刚刚起步。如果科技慈善能很好地应用到其中,不但会让中国科技有一个革命性的提升,也会助力精准扶贫攻坚,同时为中国经济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2.商业激活慈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兴盛

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是“商业向善”的重要内容,也是慈善组织运用商业激活慈善的重要渠道。2019年,企业社会责任和影响力投资继续成为国内企业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形式。自2015年发起以来,2019年腾讯“99公益日”的公众捐赠总额已从1.3亿元上升至17.83亿元,增长了近13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腾讯“99公益日”既是公益慈善领域的互联网募捐平台,同时也是腾讯履行社会责任、开展影响力投资的重要内容。《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2019)》发布的“2019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榜单”显示,华润集团、中国三星、中国华电、现代汽车集团(中国)、中国石化、中国华能、中国建材集团、中国黄金、国投集团、东风汽车等企业位列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综合前30名。2019年,中国企业300强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32.7分,整体处于起步阶段;约五成企业发展指数低于20分,仍在“旁观”。受评价方法更为严格的影响,2019年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相比2018年出现小幅下降。分行业来看,2019年,10个重点行业中,电力、银行、特种设备行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得分较高;日化行业连续两年得分最低,社会责任管理和信息披露能力亟待改善。

社会企业被认为是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的一类具有混合价值属性的组织。2019年,社会企业继续成为社会各界运用商业模式激活慈善的重要渠道。2019524日,2019最具发展潜力社会企业Top20发布会暨2019中国成都社会企业投资峰会成功举行。为了鼓励更多青年关注社会创业,支持中国的青年创业者进行社会创业,在武侯区人民政府和汇丰银行(汇丰中国社会企业支持计划)等机构的支持下,恩派公益携手第一财经,发起了2019“最具发展潜力社会企业Top20”评选活动。经过三个月三轮评审,从全国超过150家报名企业中筛选出20家最具发展潜力的社会企业。20191017日,由社企论坛与财新国际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19年会”在成都闭幕,会议以“科技赋能、资本助力、商业向善”为主题,揭晓本年度社会企业奖、影响力投资奖以及商业向善奖。最终,“年度社会企业奖”由杭州老爸评测科技有限公司摘得,北京正在关怀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最具投资价值社企奖”、成都奥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最具发展潜力社企奖”、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科技创新社企奖”、北京悠贝成长科技有限公司和善益生(北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获得“社会企业黑马奖”。会上,有来自6家投资机构、8家投资标的代表签约,总签约金额达到1.72亿元,成为迄今国内最大规模的影响力投资签约。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国内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相关的重要论坛都选择落地成都并非偶然。在近两年社会企业发展历程中,“成都”已经成为高频词汇,侧面反映出成都社会企业政策与社会环境的逐步优化。20184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鼓励通过创新商业模式,以市场化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确定了建立社会企业培育发展促进机制,包括登记、投资、认定、孵化等。成都市工商局随即出台《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管理工作试行办法》配套文件,推动成都成为国内最早出台社会企业认证办法的省会城市。与此同时,成都市部分区县也制定出台了区级关于支持及发展社会企业的文件,例如成华区印发《成华区社会企业培育扶持办法(试行)》,金牛区发布《金牛区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实施意见》。在此背景下,2018年底,成都市认定了首批12家社会企业,包括成都创女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学境教育咨询成都有限公司、成都童萌早启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朗力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201910月,成都市认定社会企业27家,覆盖社区服务、生态环保、教育、文化、养老、助残、农村发展、医疗健康八大领域。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p16-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月)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指出——

志愿者组织经费不足问题愈发严峻

20207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蓝皮书调研显示,志愿服务组织主要面临三大挑战。

1)志愿服务经费不足依然是志愿者组织遇到的最大挑战(87.30%),而且与2018年(43.45%)相比,经费不足的比例呈现出翻倍现象,原因可能是志愿者的增长,导致经费不足问题越来越严峻。

241.27%的组织面临招募不到合适的志愿者的挑战,相比2018年数据(23.52%),组织在开展志愿服务过程中遇到招募不到合适的志愿者比例有所上升。

330.16%的组织反映当地政府和社区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不支持,成为志愿服务组织面临的第三大挑战。与2018年调研数据相比,尽管以上三个选项的占比有差异(其原因有可能是2018年是单选题,2019年是多选题),但是排名顺序与2018年高度一致。

此外,志愿者组织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有志愿者自行中断服务(22.22%),志愿人员出现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20.63%)等。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p81-8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月)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指出——

教育公益组织对学前教育的关注度显著提高,未来发展空间较大

20207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从儿童发展阶段划分,学龄前儿童指入小学前的儿童。而学前阶段的工作就是要确保推进针对儿童、父母及照养者实施的一系列综合性政策和项目,确保儿童的认知、情感、社会心理和身体潜能得到充分发展,以此保障儿童发展的权利。近年来学前教育获得了较多的关注。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县城、乡镇普遍设立了幼儿园,2018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由56.6%提高到2018年的81.7%

2019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对儿童早期发展开展投资将成为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的国家反贫困重要战略举措。这是“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第一次被写入中央文件。

虽然近十年学前教育领域获得了更多的投入,但因为基础较薄弱,我国学前教育领域仍低于绝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家政府投入水平,“政府承担不足,家庭负担沉重,社会力量减弱”是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的写照。其中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与城市儿童早期发展的差距仍较为明显。我国3~6岁儿童中有近50%生活在农村,村一级学前教育资源十分匮乏,而针对0~3岁儿童的早期养育服务在农村几乎是空白。特别是政府的监督和管理主要仍在园舍等硬件建设和安全检查上。而课程建设、教学和保育质量、师资培训、教师待遇、幼儿园管理等缺少实际的支持,大部分农村和基层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严重,缺乏合适的课程和教学活动。教师流动很快,教师待遇很低,教师工作繁重、小学化倾向严重。在未来,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仍会是一个重点。

教育公益组织之前的行动领域主要集中在义务教育阶段,早期关注学前教育的组织较少。公益组织大约在2000年之后开始关注学前领域,主要开始于支持农村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的学前教育。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包括创建于2004年的北京四环游戏小组,采取志愿者支持和农民工家长自助的方式解决流动儿童学前教育;2005年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开始在甘肃办起了第一所公益性的农村幼儿园;互满爱人与人中国2008年在云南偏远山区创办村级幼儿班。

近年来教育公益组织对学前教育的关注度显著提高,现在则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服务领域包括衣食住行等多方面,教育层面集中在儿童早期干预、学前儿童家庭教育、亲子阅读、幼师培训等。例如西部阳光现在开展阳光童趣园项目,包括硬件配给、教师培养和教材研发。互满爱现在则开展“未来希望幼儿班项目”,利用翻修后的村庄闲置房屋作为教室开办非营利幼儿班,从家长当中招聘初中以上学历年轻人并培训其成为合格的幼儿教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惠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则是为0~3岁幼儿提供高质量的入户养育指导。同时其“一村一园”计划(3~6岁儿童)也大部分(70%)采用闲置的小学教室以及一部分村级的公共场所和党员活动室,经费前期由基金会向社会募集,后期地方政府接手保障项目运转,寻求学前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模式。

教育公益领域也逐渐关注学前教育的教师培养,提升其服务的专业性。北京千千树试图针对农村幼儿教育的根本问题——课程质量和师资——提出专业的解决方案,为农村幼儿园研发一套适用的课程,以及在此课程基础上系统开展教师培训,帮助农村地区建设当地培训力量和幼儿教师队伍。创办于2018年的成都日敦社幼师学院,作为专注于幼师培训的创新型教育机构也备受瞩目,在理念引领层面也具有开拓性的作用,与其他学前领域的公益机构的合作较为紧密。该机构希望培养幼师的人文素养,以人文、艺术欣赏、哲学等领域为切入点推动教师成长,并且综合利用线上平台和线下课程活动,采用社群学习的方法,帮助学员在体验和互动中加深对内容的理解。

在未来的发展空间上,学前教育阶段也较具有外部环境优势及更大的探索空间。近年来国家逐步重视学前教育的公益性,现在的趋势是以国家项目为依托,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并推行兴办学前教育多渠道性,鼓励支持民办幼儿园发展。教育公益组织对学前教育领域的重视,也在于其可以在农村后“撤点并校”时期,利用闲置校舍及教师资源兴建社区幼儿园,发展学前教育,合理利用农村教育资源,降低初期的资源投入。并且学前教育不受国家校本课程的规定限制,仍留有更多空间探索教育内容以及方式的创新。在此背景下,教育公益组织要积极地面对问题和挑战,在“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深入基层,满足教育多元化”等方面,共同寻求解决中国幼儿教育的社会公共服务之路。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p195-1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月)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指出——

社会力量已成为我国应急管理领域重要主体之一未来应进一步合理引导高效统筹

20207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社会力量已成为我国应急管理领域重要主体之一,这是我国灾害治理领域的既定事实,这一进程是逐步推进和不断发展的。因此,重要的是转变治理观念,明确新体制下社会力量的主体定位和参与场域,在现有的环境基础上,充分整合、合理引导并高效统筹。总的来讲,宏观层面上,立足公共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应急管理体系发展,提出社会力量的发展定位、发展目标以及发展原则;中观层面上,对社会力量未来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进行探索,提出构建多层级、多要素以及多维度的社会力量建设发展体系;微观层面上,在系统梳理体系框架基础上,明确可操作的工作任务和工作内容,指导社会力量参与行为和社会力量组织建设。在这一系列工作中,重点把握以下几项宏观性工作内容建设。

(一)行业枢纽型组织/平台建设

枢纽型组织/平台在资源配置上,要实现对资金、人力资源、救灾物资以及信息等多种类型资源的充分考虑,确定完善的使用和配置制度。立足我国国情,明确协调平台参与各方的职责,将平台中的分工做实做细,并制定相应的激励和监管制度。借鉴2005年推出的联合国人道救援集群系统框架的分工系统设计,即根据水、健康、物流、教育、食物安全等不同需求将平台协同的各社会组织按照其专业技能和工作领域划分成不同的专业组群。同时枢纽型组织/平台兼具合作、交流、协调和协作的作用,事前可以作为灾害预警、灾情发布及动员志愿者参与救援活动的重要载体,并作为中枢桥梁连接政府与社会力量,辅助政府做好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参与应急管理的工作,打破指挥部、政府部门与慈善组织之间的信息壁垒,解决信息获取效率低的问题。通过枢纽型组织连接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制定适用于本地区实际社情、民情以及灾情的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在此基础上,联合有代表性的全国型枢纽组织共同建立全国联络管理平台。由各平台机构联合相关的专家共同成立本系统的工作机制,报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备案后实施。应急管理部门通过协会等枢纽型平台动员并连接各基金会、社团、救援队、企业以及志愿者等主体指导他们在全国开展防灾减灾救灾服务,同时收集建议和意见完善相应机制。此外,鼓励各工程机械类、交通运输类、建设施工类、食品类、电商类以及应急产业类企业积极加入各级社会力量平台,将各类社会资源的动态数据纳入平台,在各地发生突发灾害事故时,可以及时联络周边资源并快速投入。

(二)社会组织参与救援框架建设

目前国家对于社会组织参与防灾减灾救灾活动无明确标准限定,但我国已经逐步开展社会组织分级分类评定工作。在此基础上,未来可以探讨建立分层级、分类别,类似条块分割的社会组织参与救援体系,进一步规范慈善组织的参与行为。

纵向上,按照不同级别的组织由不同层级政府部门或协调机构协调。全国合法注册的社会服务机构、社团、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科研院所等专业机构均可以通过全国社会力量信息服务平台/系统申请登记,接受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指导。横向上,社会组织细分服务类别众多,因此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可分为适应型和专业型,专业型指专门从事灾害领域救援的组织,如专业基金会、救援队伍、灾害教育以及灾情信息服务类的组织;适应型指日常进行其他类别的专业服务项目,但在灾中和灾后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如心理抚慰、生计恢复以及针对儿童、老人、妇女等特定群体提供专业服务,按需、有序,依照专业性进行整合,保障社会组织高效参与应急管理。

(三)志愿者发展体系建设

在研究和调研中能够发现,目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类慈善组织中,专职人员占比很少,大部分是志愿者。而组织能力最终依赖的是人的能力,但是社会组织中人员流动性大,志愿者的基本保障和长期发展也存在问题。所以培养人的能力,也是广泛提升社会组织能力水平的方式。为此,提出建立志愿者发展体系,构建以人为依托的专业化、常态化和体系化的全国性志愿者队伍至关重要。全国建立区分不同年龄段以及不同专业的统一管理系统,加强志愿者队伍和能力的建设,宏观构建志愿者参与的体系框架,逐步开展志愿者发展工作,包括完善发展制度、明确提升方式、提供专业保障以及制定培养计划。

良好的志愿者发展体系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建立结构化的志愿者参与体系。通过建立在行政支持下的志愿者发展体系,将各地的志愿者、志愿队伍和行政力量联合起来,使零散的公民行为向高效、有序和协同的方向转化。二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资源支持体系。这种支持体系通过志愿组织与政府应急救援有关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包括政府外包、税收减免以及签订服务协议等方式)来实现。通过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促进志愿组织的发展,比如通过向志愿服务组织划拨专门经费以及提供场所等政策手段来鼓励志愿者参与应急管理,或以签订合作协议或灾前合同等方式,减轻政府负担的同时,有效地保证了应急资源的整合,促进志愿者参与。三是政府开放网络资源搭建应急信息沟通平台。志愿者想要有效地参与应急行动,就必须在志愿组织和政府应急体系之间以及各志愿组织之间建立日常工作与紧急应变的应急信息平台,使危机信息得到及时传递和沟通。可运用现代通信、网络等信息技术,建设科学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以作为志愿者的信息沟通机制。四是建立完善的志愿者参与制度保障体系。所有的经验证明,志愿者的有序参与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通过不断完善的应急志愿服务法律及制度,为社会力量发展体系框架下的志愿者/队伍参与提供明确法律依据和良好的制度环境。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p231-2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月)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指出——

我国慈善资产管理工作长期严重滞后

20207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蓝皮书指出,我国慈善资产管理工作长期严重滞后。

我国慈善资产管理工作总的来说是长期严重滞后的,至今没有破局。所谓滞后,一是与我国慈善组织的数量增长、捐款增加、服务范围扩展和影响力提升相比,二是与国际慈善同行的资产管理水平相比,三是与金融行业的资产管理市场相比。

以前,慈善同人们大谈筹款和资助,但很少谈投资。以基金会发展论坛历次年会为例,在2009~2016年的8次年会中,只有2012年年会有一个分论坛的主题是“基金会保值增值策略与实践”,其余7次年会均未涉及基金会投资主题。2017年之后形势发生变化,2017年、2018年和20193次年会均有基金会投资主题的平行论坛,且申办竞争者渐多。


蓝皮书发现,一方面投资关注度逐渐提高,另一方面投资实践发展缓慢。2010~2017年我国基金会平均投资活动参与率维持在27.12%2017年投资活动参与率为31.30%。也就是说,2/3以上的基金会只存款不投资,基金会投资普遍保守乃至不作为。

以全国基金会TOP50作为基金会行业投资的较高水平代表,并将其和与慈善资产特征相近的全国社保基金和保险资产比较后,发现:全国基金会TOP50的投资收益率只有保险行业投资收益率的一半略强,大幅低于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

2017年,我国基金会行业平均投资收益率1.09%TOP50基金会平均投资收益率2.44%,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9.68%,保险行业投资收益率5.77%,余额宝收益率3.92%。相比之下,我国基金会的投资业绩是惨不忍睹,有时竟然不能战胜通货膨胀率,令人羞愧(见图7)。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p305-30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月)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指出——

年度热点事件备受瞩目,中国反性骚扰进程仍任重道远

20207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2019125日,正式挂网的中办国办《民政部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设立儿童福利司,这是民政部首次单独就儿童福利设立相关司局。2月,民政部新组建了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充分整合慈善社会工作的有关职能和力量。2019年,地方慈善会在腾讯“99公益日”中表现突显:在腾讯公布的公募机构筹款排行榜前十名中有5家为地方慈善会,其中排行榜首的重庆市慈善总会共募集善款1.31 亿元。411日,第一张个人捐赠电子发票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出。此举顺应信息化的大趋势,在公募和网络筹款的大形势下,小额捐赠体量不断加大,电子发票经过财政部监制,与纸质票据具有同等效力,保障了慈善组织的权威性,更加利于慈善组织动员公众参与公众筹款活动。10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举行分组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前者设立了“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专章,成为其最大亮点,后者则对体例结构进行了合理调整,以体现分级预防的理念。

与此同时,儿童社会福利领域的争议事件也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12月,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公益项目“春蕾计划”受到公众质疑,原因是被发现其将部分资金用于救助男性困难学生。2019年,商业慈善领域的争议事件也频发。例如,鸿茅药酒与范冰冰获颁公益奖项引争议。“扫楼筹款”“按单提成”的业务模式,以及德云社相声演员吴鹤臣“百万募捐”事件、北京朝阳法院对全国首例因网络个人大病求助引发的纠纷案做出一审判决等,使得水滴筹的“社会企业”身份及其背后的概念界定备受争议。

2019年,中国反性骚扰进程仍任重道远。纵览2019年包括公益慈善行业在内的我国整体反性骚扰进程,无论是从具体性骚扰控诉的回应与救济,还是从国家层面的机制建设来看,都有着诸多值得仔细分析和反思之处,反性骚扰依旧任重道远。

2019年本该成为公益慈善行业继续深入讨论有关议题的一年,深化基本共识和决心的一年,具体铺开有关机制建设并重建价值的一年,但事实上,公益慈善行业都未能延续2018年的联合发声和行动。在2018年接连爆出性骚扰丑闻后,不但一些持续深度关注和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的草根民间公益组织迅速反应和行动,就连一些平常并没有专门关注相关议题的公益慈善机构和公益人也都积极回应,共同推动了具有一定行业属性的公共讨论和机制建设行动。但是,在2019年,相关议题的行业性公共讨论没有再次发生,遑论深入,而在对一些相关指控的小范围讨论中人们却明显可以感觉到性侵、性骚扰的姑息氛围仍然浓重,其突出表现在言语中隐含的对指控者和支持指控者的意图的揣度。普遍来说,更具正义感和抗争精神而权力结构相对来说更加松散的公益慈善行业如此,企业、娱乐圈、高校、政府等界别的情况更不容乐观。

将防止性骚扰明确纳入司法和立法体系是重大进展,但这些在实践中都仍处于“初级阶段”。虽然民法典草案写入关于防止性骚扰的有关条款,但就目前的条款来看,其与此前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一样,也尚未对性骚扰进行明确界定,由此影响了其可操作性。此外,对性骚扰界定的不明确,也不利于提升社会公众对相关行为的底线的认识,以及对性骚扰事件的有责任感而非消遣性的关注;而正是社会公众对性骚扰的认识和关注,最终会形成有关的社会舆论环境。这一社会舆论环境极大影响着性骚扰受害者是否能够勇敢打破沉默,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权利,而这将最终指示社会整体的反性骚扰进程和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究竟是前进了、原地不动还是倒退了。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p327-3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月)

 

《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指出——

我国农村社会工作需要人才培养制度上有所突破

20207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联合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

乡村振兴是党中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是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措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乡村振兴有着密切联系。我国农村工作人才比较缺乏,农村社会工作的实践方式主要是: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或带领学生以实习等方式进行;全覆盖的农村社会工作在广东、湖南两省得到发展,但两省做法不同,广东更重视专业性服务,湖南更关注做好民政工作。我国农村社会工作既取得了重要成绩,也有明显不足。主要问题是,高校培养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较少去农村工作,他们在农村留不住、知识不全面、综合作用发挥不足。在这方面,广东、湖南在做积极探索。在培养农村实用专业人才方面,综合农协的禾力计划着力培养综合性、本地化乡村实用人才,其“乡工”与社会工作者有一定相似性。

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关键影响因素在于农村社会工作队伍的存在形式和发挥作用的机制。现行制度在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上有如下特点。

第一,培养了一大批社会工作人才,为社会工作的较快发展准备了条件。30多年来,我国高等院校培养了一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通过举办全国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考试,转化了一批社会工作人才。根据《2018年度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我国每年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近4万名。截止到2018年底,全国有助理社会工作师和社会工作师共439266人。仅2018年全国就有135.2万人参加各领域、各类型社会工作专业培训。这就为包括为农村服务在内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准备了条件。

第二,社会工作人才真正扎根农村的很少。蓝皮书认为,我国最需要社会工作的地方是农村,特别是不发达农村地区。但是,30年来,我国社会工作者真正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的数量很少。上述悖论看起来是培养与使用之间的脱节,实际上这与政府的政策引导、市场化用人制度,以及某些社会工作人才的价值观和职业理念有关。我国的社会工作基本上是官办的,但是政府没有出台把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引向农村的有效政策,这又与改革中人才使用的市场化机制有关。对于某些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来说,不能否认学生本人和家长的想法就是考大学、留城市。这些因素导致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流向农村的较少,影响了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

第三,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是短板。在国际上,社会工作主要是面向现代化和城市社会问题的,农村社会工作不是主流。这就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解决现代城市社会问题的知识。我国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也受到国际学科知识体系的影响。笔者十分关心农业院校的社会工作专业课程设置,发现他们的课程体系中有关农村、农业的知识不足。至于非农业院校的课程设置更是可想而知。再加上学生就业方向的城市化导向,学生对农村、农业的知识缺乏应有的兴趣。这样,从高校的角度来说,农村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成为短板。

第四,社会工作学生有关农村、农业的实际操作能力不足。社会工作被看作是以专业价值观为指导的一套助人的社会技术,这是一套用以与不同背景、不同生活经验和不同需要的人打交道并实施有效帮助的社会技术。社会技术是处理人际关系、增进相互信任、进行合作或协作,以达至社会性效果的工作模式和技术。这套技术主要与解决服务对象的经济上、社会关系上、心理上的困境有关。在农村,特别是我国中西部农村,虽然困难群体、贫弱群体的社会性需要是明显存在的,但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方面的问题可能更加突出,甚至他们的困境与家庭状况不佳直接相关;有些问题则受到社区文化的影响。另外,不发达农村地区居民所遇到的、希望别人帮忙解决的问题往往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一直生活于城市和比较封闭的校园中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比较缺乏现实的社会生活经验,他们对农村了解不足,也缺乏切实解决农村困难群体、脆弱群体的经济-社会-心理问题的实际能力。

第五,社会工作者随着项目“被嵌入”农村,在农村工作是暂时性的。在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发展社会工作的格局下,一些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的人员是随着各部门的阶段性项目进入农村开展服务的。项目制有时间较短和任务明确两个特点,项目结束后,社会工作者也就撤离农村。在项目制下,特别是时间比较短的项目,社会工作者除了与项目任务直接相关的事情外,不会过多地参与村庄中的其他事务,项目的时间性使他们不能在农村“陷得”太深,这也使得许多复杂问题难以解决。

蓝皮书指出,面对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我国的农村社会工作需要进一步发展,尤其需要在制度上特别是人才培养制度上有所突破。

(参见《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0)》p23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