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讯，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 

 水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流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理单元。古今中外“善为国者必先治水”，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将极大可能加重我国的城乡治水任务。与此同时，生态文明时代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现实需求，也给新时代的城乡治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九大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提出了到2035年“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奋斗目标。水是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和组成要素，流域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空间载体和基本单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以下简称《报告》）以“大国治水之城乡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紧密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治水的主要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水资源管理、水环境治理、水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制度、理念和实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深入研究。《报告》共设计了总报告、综合篇、重点流域篇、专项行动篇、国内案例篇、国际经验篇和附录7个篇章，分专题深入研究了我国城乡治水的发展沿革、治理现状、问题挑战、发展态势、制度建设、实践工作等，并结合国内外城乡治水的有益经验，对进一步提升和完善我国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文化等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出了对策建议。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指出——

   我国供用水结构趋于合理，但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问题突出

 2021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  

 蓝皮书指出，我国供用水结构趋于合理，但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问题突出。

 中国的年供水量以地表水为主，2000～2020年全国年均地表水供水量约占水资源总供水量的81%，地下水供水量约占18%，其他方式供水量不足1%（见表4）。从变化趋势看，2013年以来供水总量以及地表供水量和地下供水量整体呈下降态势；通过废水回收、循环使用等其他方式的供水量呈上升态势，占比由2000年的不足0.38%上升到2020年的约2.20%。

 中国年用水量在6000亿立方米左右，在2013年达到峰值后呈小幅下降态势，2020年全国用水总量为5812.9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生产用水从2013年的峰值3921.5亿立方米，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3612.4亿立方米；工业生产用水从2011年的最高值1461.8亿立方米下降到2020年的1030.4亿立方米；生活用水和生态用水呈逐年增加趋势，分别由2003年的630.9亿立方米和79.5亿立方米，增加到2020年的863.1亿立方米和307.0亿立方米。从用水结构看，农业生产用水占比最大，常年保持在60%以上；工业生产用水次之，占比从2010年的24%下降到2020年的17.7%；生活用水量和生态用水量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分别由2010年的11.86%和1.49%，增加到2020年的14.9%和5.3%（见图4）。

 虽然我国供水和用水结构逐渐趋向合理，但用水量长期居高不下，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问题十分突出。以华北地区为例，从上世纪70年代，华北地区开始大规模开采地下水，最多时的年开采量曾经突破500亿立方米。与1980年相比，地下水累计超采1800亿立方米，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并引发地面沉降、湖泊萎缩、生态系统退化等一系列问题。根据生态环境部的卫星遥感监测，2018年秋京津冀地区的352条河流中，有292条出现干涸断流现象，占河流总数的83%，干涸断流河道占河道总长度近1/4。这种情况在其他很多地区也同样存在，如内蒙古西辽河流域的地下水年超采量高达10亿立方米以上，局部干流长期断流，平原区水库几乎全部干涸。在我国600多座城市中，存在浅层地下水超采情况的城市有111座，存在开发利用深层地下水的城市有61座，存在挤占生态环境用水的城市有193座，水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问题非常普遍，人水矛盾突出。

  （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p8~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指出——

   我国在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内涝治理、海绵城市建设等方面已取得了积极成效

 2021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

  蓝皮书指出，我国在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内涝治理、海绵城市建设等方面已取得了积极成效。

 目前，我国在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内涝治理、海绵城市建设等方面已取得了积极成效。城市和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提升，如2004年以来，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城市用水普及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等城市环境主要指标都有显著提升（见表8）。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8%，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覆盖90%以上的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水平不断提升，95%以上的村庄开展了清洁行动，基本实现村庄干净整洁。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通过改造和治理境内水系和路网交通，就地消纳和利用降雨，城市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提高。

（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p17~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指出——

   应以水为媒加强基于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

 2021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

 蓝皮书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要使“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江河湖泊是最重要的生态系统，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水安全是保障粮食安全、经济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的基础条件。“十四五”时期，我国应遵循自然规律，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以水为媒加强基于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打造让人民群众更具安全感、获得感和满意度的幸福河湖。

 一要强化基于流域的生态文明解决方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表象在河流、根子在流域”，这些都生动阐释了水及流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决定性地位。我国仅流域面积超过10000平方千米的河流就有近230条，多样化的流域承载着全国最广大的人口和经济，流域不仅是最重要的自然地理单元，也是人与自然共生的主要载体。以流域为单元进行水生态环境治理，可以确保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联系不被割裂，使治理更具科学性，有利于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二要整体谋划重点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布局。长江和黄河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其流域人口和经济均占到全国的70%以上。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部署下，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期重要的国家战略。在此基础上，“十四五”时期我国应进一步明确以流域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更高站位谋划海河、辽河、淮河、珠江等其他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布局，加快推进“十四五”时期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工作。

 三要建立健全流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完善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防治的联防联控机制，搭建跨行政区的流域水生态环境协商共治平台；推进流域水环境保护及生态建设制度的衔接和标准统一，加强流域负面清单管理；建立健全流域上中下游生态补偿制度，协同推进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形成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合力。

（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p37~3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指出——

   时空压缩的城镇化进程给中国城市健康发展带来风险

 2021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

 蓝皮书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拉开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序幕，伴随这一转型的重要实践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的时空压缩城镇化进程（见图1）。在这一过程中，各类生产要素快速跨区域流动，并向城市地区集聚，但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忽视了社会系统的演进规律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势必加剧社会结构的失调与生态系统的失衡。同时，时空压缩过程的快速性和转型内容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会引致程度深、复杂性强、关联性强的各类城市健康风险。

 首先，与快速城镇化进程相伴随的是社会结构转型及其相关社会风险。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空间、资本和社会结构等均开始出现分化，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稳定性及相关风险。例如，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固有的城乡关系、空间秩序发生变化，传统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规范受到冲击。与此同时，普惠型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农业转移人口虽然为城市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无法与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无法公平享有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容易引发城乡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其次，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空间结构也会发生改变，进而带来城市空间结构失衡的风险。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是以时空压缩的形式推进，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城乡风貌发生巨大变化，加之城镇化前期受政绩主义影响，各地市的城市建设侧重于空间形态设计的精致性，忽视了文化传承、风貌保护和公共服务提升，进而出现权益空间城镇化滞后于物理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市治理手段滞后于城市生态环境风险等一系列城市空间结构失衡问题。表现在各级各类城市关系以及城乡发展空间上，就是“乡村空心化”、中小城市的“空城化”、大城市的“城市病”等。

 最后，则是附着在社会风险与城市空间结构失衡风险上的利益冲突风险[2]。当前，城区扩建、旧城改造是城镇化最外显化的内容，附着在“外显化”内容之上的，则是利益关系的改变。在征地和拆迁过程中，权力和资本的介入不仅使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更使政府、非政府组织、居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总之，时空压缩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社会风险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失衡，若不加以引导，及时推动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则容易引致发展失衡风险。

（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p49~5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指出——

   中国城市健康发展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

 2021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

 蓝皮书指出，时空压缩的城镇化进程、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世界范围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气候变化风险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效应，对城市健康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城市的健康治理难题亟待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破解。

 一是时空压缩的城镇化进程带来的风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拉开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序幕，伴随这一转型的重要实践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的时空压缩城镇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类生产要素快速跨区域流动，并向城市地区集聚，但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忽视了社会系统的演进规律与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势必加剧社会结构的失调与生态系统的失衡。同时，时空压缩过程的快速性和转型内容的复杂性，不可避免地会引致程度深、复杂性强、关联性强的各类城市健康风险。

 二是快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带来的风险。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比先行工业化国家现代化进程要快得多，经济增长、社会稳定、阶层分化、民众参与等涉及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同时出现，需要加快推进相关适应性制度的建设，避免出现较大的社会风险。总之，当前的城市发展面临的健康风险不仅仅是人(社会)与自然的矛盾，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全新时期，这种“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更需要构建新的治理机制与治理体系加以防范。

 三是世界范围的全球化进程带来的风险。全球化重组了城市空间尺度和结构，尤其是伴随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开放程度与水平的加深，流动性、复杂性及关联性增加了城市健康发展的不确定性。尤为重要的是，高度联通的全球城市网络加剧了地区性风险转变为全球危机的可能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快速传播就是例证之一。

 四是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健康风险。气候变化是21世纪全球城市所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而由气候变化引致的极端天气频发，城市灾害风险加大，既威胁居民生命安全，也产生了健康风险。与此同时，技术进步、日益加强的气候变化有可能加深现有的健康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公共健康方面的差距。

（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p49~5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指出——

   我国水生态环境保护主要面临五个问题

 2021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

 蓝皮书指出，虽然我国的水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水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要求仍有不小差距。七大流域水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存在差异性。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下降，沿江水环境风险高，大型湖库富营养化加剧；黄河流域高耗水发展方式与水资源短缺并存，生态环境脆弱；珠江流域城市水体防止返黑返臭压力大，中游重金属污染风险高；松花江流域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明显，农业种植、养殖污染量大面广；淮河流域水利设施多、水系连通性差，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压力大；海河流域生态流量严重不足，水体污染重；辽河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成效不稳固，生态流量保障不足。综合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改善存在不平衡性和不协调性

 工业和城市生活污染治理成效仍需巩固深化，全国城镇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仅为60%左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足30%；城乡环境基础设施欠账仍然较多，特别是老城区、城中村以及城郊接合部等区域，污水收集能力不足，管网质量不高，大量污水处理厂进水污染物浓度偏低，汛期污水直排环境现象普遍存在，城市雨水管网成“下水道”，各类污染物在雨水管网“零存整取”。城乡面源污染防治瓶颈亟待突破，受种植业、养殖业等农业面源污染影响，汛期特别是6月至8月是全年水质相对较差的月份，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和西南诸河氮磷上升为首要污染物。城市黑臭水体尚未实现长治久清，松花江、黄河和海河流域等仍存在不少劣Ⅴ类水体。

（二）水资源不均衡且高耗水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

 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供需矛盾突出，部分河湖生态流量难以保障，河流断流、湖泊萎缩等问题依然严峻，成为当地生态环境顽疾。黄河、海河、淮河和辽河等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远超40%的生态警戒线，京津冀地区汛期超过80%的河流存在干涸断流现象，干涸河道长度占比约1/4。作为高耗水行业的煤化工，全国80%的企业集中在黄河流域。2020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65、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57.2立方米和32.9立方米，用水效率仍明显低于先进国家水平。

（三）水生态环境遭破坏现象较为普遍

 流域水源涵养区、河湖水域及其缓冲带等重要生态空间过度开发，造成生态功能严重衰退、生物多样性丧失、湖泊蓝藻水华居高不下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全国各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降低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长江上游受威胁鱼类种类较多，白鳍豚已功能性灭绝，江豚面临极危态势；黄河流域水生生物资源量减少，北方铜鱼、黄河雅罗鱼等常见经济鱼类分布范围急剧缩小，甚至成为濒危物种；2020年国控网监测的重点湖库中处于富营养化的湖库个数为32个，较2016年上升7个，太湖、巢湖、滇池等湖库蓝藻水华发生面积及频次居高不下。

（四）水生态环境安全风险依然存在

 大量化工企业临水而建，长江经济带30%的环境风险企业离饮用水水源地周边较近，存在饮水安全隐患；因安全生产、化学品运输等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频发。河湖滩涂底泥的重金属累积性风险不容忽视，长江和珠江上中游的重金属矿场采选、冶炼等产业集中地区存在安全隐患。环境激素抗生素、微塑料等新污染物管控能力不足。

（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与发展需求不匹配

 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型工业化深入推进，城镇化率仍将处于快速增长区间，粮食安全仍需全面保障，工业、生活、农业等领域污染物排放压力持续增加。生态文明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化，地上地下、陆海统筹协同增效的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亟待完善。水生态保护修复刚刚起步，监测预警等能力有待加强。水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仍需进一步完善，流域水生态环境管控体系需进一步健全。经济政策、科技支撑、宣传教育、能力建设等还需进一步加强。

（参见《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4》》p208~2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