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以色列蓝皮书》发布会成功举办

发布时间：2023-05-10 11:41:58 | 来源：中国网 | 作者： | 责任编辑：宗超

2023年5月10日，由郑州大学亚洲研究院、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发布会在郑州以线上+线下会议的方式举行。

2021年，以色列经济的重要特点是从疫情中迅速复苏。该年，以色列GDP增长8.1%，创下21年来的最高纪录，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5.3%的平均增长率，向世界展示了以色列经济的强大韧性。以色列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在2021年增长了18.4%，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不包括钻石和初创公司）大幅攀升10.8%，固定资本构成（fixed capital formation）增长11.4%，私人消费总额上涨11.7%，这主要得益于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额的高速增长，但服务消费额仍较低。公共消费（不包括国防进口）略增3.3%，与近年来增速基本持平。2021年以色列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2019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比2020年增长了2.3个百分点。由于支出减少、收入增加，以色列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11.4%下降至2021年的4.4%。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20年的71.7%降至2021年年底的68.9%，净负债率则更低，仅为65.1%。

2021年，以色列的经济复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科技行业蓬勃发展，成为以色列经济复苏的强劲引擎。在旅游业低迷、国际贸易因航运困难而中断的不利前提下，以色列商品和服务出口却逆势攀升，这主要得益于高科技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强劲表现。高科技商品和服务出口在2020年疫情刚发生时有所下滑，但自2020年下半年便开始高速增长。2021年，以色列从事高科技行业人口占比不到10%，但高科技行业出口总额却占以色列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其占GDP的比重增长到12%，甚至比2019年都高出5.5个百分点。高科技行业不仅出口表现亮眼，而且吸引了大批国际融资，甚至引发了外国公司竞相收购以色列初创公司的热潮。2021年，以色列高科技行业的融资规模创纪录，达到250亿美元，远超2020年的100亿美元。

第二，以色列劳动力市场复苏明显。不仅就业率显著增长，职位空缺数量也迅速增加，并在第二季度超过了2019年的平均水平，已回归到充分就业状态。2021年以色列宏观经济活动的复苏反映在就业率的显著增长上，2020年以来造成的就业率差距大部分在年底前得以弥合。

第三，远程办公也部分抵消了疫情对就业和工资造成的负面影响。即便在防疫政策严格时期，远程办公依旧能够保持工作的连贯性，这使得生产率高的行业更有优势。这些行业对距离办公地点远近要求较低，甚至在疫情前便开始远程办公，因而疫情对这些行业及其工资影响较小，许多行业甚至在2020年年底便开始加速发展。

第四，由于出境游的各种限制，以色列人的国内旅游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入境游客数量减少的不利处境。以色列游客在国内酒店过夜的数量相比2019年增加了6%。此外，2019年旅游业收入占以色列GDP的1.7%，2021年这一比重降至约0.3%，因此以色列经济受到旅游业低迷的不利影响较小。

第五，以色列信贷市场运行良好，利率较低且稳定。以色列银行和财政部近年来采取的监管措施有助于扩大融资来源。以色列在疫情期间保持低而稳定的利率水平，企业遭遇的金融限制较少，与疫情前相似。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高科技行业强劲反弹以及国内消费状况改善，助推以色列经济实现高速增长

以色列经济在2020年下半年就已基本走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取得不俗的增长率。虽然进入2021年之后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导致经济第四次停摆，但是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并未中断，甚至依靠高科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进出口贸易的活跃、疫情基本受控之后的国民消费大反弹而取得了更加亮眼的经济成就。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21年上半年以色列实现了6.2%的GDP增长率，虽然第三季度仅增长了2.4%，但是第四季度出现了16.6%的极速跳涨，最终全年取得了8.1%的高增长率，高于以色列央行之前6.5%的预测，而经合组织38个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5.3%。

第一，高科技行业的强劲发展。以色列政府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人才扶持政策，包括为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职业转型提供数字化课程和相关补助，鼓励更多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妇女和阿拉伯劳动力进入高科技行业等。

第二，房地产市场的火热。2021年，交付了12万套住宅，比2020年增长了12.5%，与之对应的是住房抵押贷款申请总额为1003.87亿新谢克尔，比2020年增长33%；旺盛的需求促使全国房价上涨了10.3%，同时也带动了其他有价资产的持续增长。房价上涨还带动了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房地产指数的增长，该指数年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73.9%。但是，房地产等价格的上涨并没有在2021年造成以色列严重的通货膨胀，相反全年的通货膨胀率只有2.5%，大大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5.8%的通货膨胀率。

第三．国内消费状况的改善得益于以色列政府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给予生产企业税收方面的减免，并降低了民众的消费税支出。此外，随着地中海东海岸开采的天然气不断增加对本地消费市场的供应，以色列对于国际油气能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从而使国际油价在2021年的飙升对以色列本地市场的影响有限，确保该国的通货膨胀率处于较为温和的水平。

第四，以色列活跃的进出口贸易也对本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出口方面，以色列在2021年实现了创纪录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1350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了18.5%，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占比（51%）首次超过货物贸易出口占比（49%）。对服务贸易出口起到主要拉动作用的是初创公司和成长型公司的跨境服务业务，该类业务在2021年增长了约257%，并促使服务贸易总体增长了约30%。在服务贸易出口中，互联网应用服务和研发服务的出口分别增长了25%和15%。从出口目的地看，以色列商品主要出口到欧盟（约39%），其次是美国（33%）和亚洲（25%）。就进口而言，以色列进口的主要商品包括汽车、未打磨钻石原料、大宗商品（特别是粮食）以及电器等。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人口保持增长态势，国际移民对人口增长的贡献增强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12月31日，以色列人口约为944.9万人。其中，犹太人共计698.2万人，占73.9%；阿拉伯人共有199.5万人，占21.1%；“其他人”共计47.2万人，占5.0%。2021年，以色列人口增加了大约16万人，增长率为1.7%，其中83%的人口增长为自然增长，17%的人口增长来自国际移民盈余。具体来看，犹太人87%的人口增长源于自然增长；在阿拉伯人中这一比例为95%；在“其他人”中，只有22%的人口增长为自然增长，78%的人口增长来自国际移民盈余。

2021年，以色列的移民主要来自俄罗斯（30.0%）、美国（13.9%）、法国（6.41%）和乌克兰（4.21%）。2021年1～11月，共计2.27万名移民抵达以色列，相较于2020年增长了28.8%。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阿犹关系再度紧张，冲突从耶路撒冷地区扩散至以色列境内诸多地区

2021年4月，自穆斯林斋月起，东耶路撒冷地区的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便持续发生冲突，耶路撒冷陷入混乱。后以色列警方以安全和防疫为由，限制巴勒斯坦民众进入耶路撒冷部分区域，导致巴方民众不满，成为后续冲突的一个导火索。5月6日，以色列政府依据相关规定，要求居住在东耶路撒冷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地区的数十户巴勒斯坦家庭搬迁，以便在此建造犹太定居点。这导致大量不满的巴勒斯坦民众于7日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后，与进驻圣殿山（穆斯林称“尊贵禁地”）的以色列警察发生冲突，共造成300余名巴勒斯坦人和21名以色列警察受伤。

耶路撒冷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爆发的持续冲突，成为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直接导火索，最终又扩散至以色列境内诸多地区。这次骚乱是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同类骚乱中范围最广的一次，使以色列在国内国外遭遇阿犹关系、巴以问题的双重挑战。在境外，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城市共发射了4000多枚火箭弹。在国内，骚乱同时发生在大量混居城市、加利利地区的阿拉伯社区以及中部内格夫地区等。之前的冲突通常发生在以色列阿拉伯人与以色列安全部队之间，但这次后续的大多数冲突却发生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之间，使双方关系出现了严重裂痕。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圣殿山问题仍旧是以色列阿拉伯人和以色列犹太人之间高度敏感的问题，极易成为双方爆发冲突的导火索。此轮冲突最开始爆发的原因便在于穆斯林斋月期间，以色列警方限制巴勒斯坦民众进入圣殿山祈祷。节日期间，双方宗教热情和民族主义情绪会油然高涨，更易发生冲突。

第二，以色列阿拉伯青年的认知基础越发受到以法塔赫和哈马斯为首的巴勒斯坦领导层的影响。法塔赫和哈马斯近年来逐步重视向以色列阿拉伯青年呼吁对巴勒斯坦做出承诺。在此轮冲突中，哈马斯更可谓开创了与以色列对抗的新模式，即“加沙—耶路撒冷”两条战线，直接煽动以色列阿拉伯人加入反对以色列的暴力行动中，试图从内部削弱以色列，并将此视为在耶路撒冷和圣殿山问题上向以色列施压的绝佳杠杆。

第三，在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上存在着“以色列认同”和“巴勒斯坦认同”共存的双重认同，近几年双重认同之间的张力加大，其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融合而非同化”的“以色列化”，这在青年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四，以色列阿拉伯人长久以来遭受的社会、经济困顿成为冲突爆发的内在驱动力。相较于以色列犹太人，大多数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社会经济状况较差，几乎所有经济指标都落后于以色列犹太人。而根据以色列银行发布的报告，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教育水平低导致其就业前景差，进而影响经济水平，并拉升犯罪率，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经历两年内第4次大选，贝内特上台结束内塔尼亚胡的连续执政

2021年3月，以色列开启两年内的第4次大选。根据此轮选票统计结果，在议会120个席位中，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获得30席，亚伊尔·拉皮德领导的拥有未来党获得17席，甘茨领导的蓝白党获得8席，阿拉伯政党获得8席，纳夫塔利·贝内特领导的统一右翼联盟（Yamina)获得7席。从阵营来看，内塔尼亚胡阵营获得52席，由拥有未来党、蓝白党等组成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获得57席，均未达到组阁要求的61席。

在距离组阁最后期限仅剩不到40分钟时，贝内特以“造王者”身份加入拉皮德联盟，使后者成功组阁。以色列议会最终以60票赞成、59票反对、1票弃权的微弱优势，结束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之久的连续执政生涯。以色列新的联合政府囊括了右翼、左翼、中间派全政治光谱的8个政党，创造了以色列历史上的许多先例。

首先，八党联合政府是以色列有史以来内阁成员最具多样性的政府。除了囊括右翼、左翼、中间派全政治光谱外，内阁有创纪录的9位女性部长，占部长人数的1/3，她们主要就职于交通部、能源部、环境保护部、教育部等部门。此外，有2位部长是阿拉伯人，2位部长公开同性恋身份，还有1位部长为残障人士。

其次，此届政府组建耗时长、部长人数庞大，总理所在政党和政府第一大党的席位数均为以色列有史以来最低。本届政府组建耗时80天，是以色列建国以来组建耗时第二长的政府，仅次于1955年本-古里安领导的第7届政府。过去20年，以色列组建政府所需时间一直呈延长趋势。

最后，半数内阁成员虽有从政经历，但缺乏内阁工作的经验。联合政府中右翼和中间派政党的许多成员曾在之前一届政府中任职，熟悉国家关键问题及解决方法。左翼政党和阿拉伯政党拉姆党长期以来是反对党，因此其成员对政府政策制定不太熟悉。联合政府中的其他成员更不乏政界新人。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贝内特政府致力于弥合国内政治分歧，取得一系列执政成就

贝内特领导的以色列联合政府将自身定义为“变革政府”，对内搁置争议，推进共识，聚焦民生问题，专注国家治理；对外致力于多边主义，加强对传统外交的利用，强化旧识、开拓新交。新政府在国内、国外诸多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

第一，联合政府避免内塔尼亚胡时期的“内讧与争吵”，按期通过久而未决的国家财政预算案，不仅使新生政府初步站稳脚跟，也为以色列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贝内特在联合政府成立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时期）本应治理国家的人们却频繁争吵，吵架之人无法正常工作，导致国家瘫痪。仇恨和内讧的旋涡将这个国家投入频繁大选，撕裂团结。”这些“争吵”使得国家财政预算案迟迟无法通过，但贝内特政府在上任100天之内顺利通过了2018年以来的首个国家财政预算案，这是其上任以来的最高成就。

第二，联合政府更加关注以色列阿拉伯社区。联合政府同意把对阿拉伯社区的资助增加一倍，承诺在5年内提供160亿美元来改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福利待遇。联合政府加快阿拉伯家庭的住房建设与土地规划，承诺停止拆除阿拉伯村庄中未经许可建造的房屋，并承认内格夫地区贝都因城市的法定地位；改善阿拉伯社区的互联网连接，提高阿拉伯人网络数字技术，促进相关职业发展，在靠近阿拉伯人口中心的地方创建技术园区。

第三，联合政府抑制极端正统派对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联合政府是自1990年以来少数不包括极端正统派政党的政府之一，这为推进改革以色列的政教关系提供了契机。在政府成立后仅3周，财政部部长利伯曼便着手削减极端正统派的日托津贴，规定从下一学年开始，就读于耶希瓦且不工作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将无法为其3岁以下孩子领取政府津贴，这涉及约2万个极端正统派犹太家庭。并试图在极端正统派学校体系中开设数学、英语、计算机等世俗科目，征召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入伍。

第四，联合政府还呼吁限制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力，这被视为以色列公共领域最明显的缺陷之一。交通部部长梅拉夫·麦考利（Merav Michaeli）希望公共交通能在安息日继续运行。贝内特不顾极端正统派的阻挠，无视沙斯党（Shas）和犹太教托拉联盟（United Torah Judaism）的极力反对，成立专门的国家委员会调查造成45人死亡的梅隆山（Mount Meron）踩踏事故。

第五，联合政府经济发展与抗击疫情双管齐下，成效明显。2021年9月，贝内特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时提到以色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则：国家必须保持开放，及早为国民接种加强针。以色列顶住巨大压力，甚至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还没批准的情况下就开始为国民接种加强针。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贝内特政府积极开拓周边外交，改善以色列外部环境

贝内特领导的以色列联合政府致力于强化旧识，开拓周边新交，较大改善了以色列的外部环境。

在与约旦关系上，联合政府积极修复内塔尼亚胡任期内与约旦交恶的外交关系。内塔尼亚胡曾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Abdullah Ⅱ Bin Hussein）关系紧张，然而自联合政府成立后，以色列总统、总理、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先后访问约旦，会见约旦国王。双方签署了新的贸易协定，以色列将约旦向西岸地区出口的上限从每年的1.6亿美元提升至7亿美元；并额外批准向约旦出售500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双方还签署了能源合作协议，计划在约旦建设一座大型光伏太阳能发电厂，可向以色列输入高达600兆瓦的电，同时将在以色列建立一座海水淡化厂，以便向约旦输送高达2亿立方米的淡水。

在与埃及关系上，巩固双方在安全合作、外交、旅游、航空、经济等领域的双边关系，重视埃及在巴以问题上的斡旋者角色。2021年9月，应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之邀，贝内特出访埃及，这是以色列领导人10年来首次访埃。

在与阿联酋关系上，双边关系进一步深化，成为联合政府外交努力的一大亮点。自《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来，以色列与阿联酋的双边关系已取得飞速发展。但在以色列联合政府的领导下，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化。2021年上半年，以色列和阿联酋已经签署了超过6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协议，涉及食品、农业、医疗、航空、水和能源等领域，双方还签署了60多份谅解备忘录，许多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农业领域的以色列初创企业在阿联酋开展业务。12月，贝内特访问阿布扎比，与阿联酋王储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会晤。贝内特成为以色列历史上首位出访阿联酋的总理。双方围绕农业、粮食安全、可再生能源、网络安全、教育、航空、卫生等重要领域展开会谈。

在与巴林关系上，高层互访和合作不断。2021年8月，巴林首位驻以色列大使开始履职。9月，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拉皮德访问巴林，这是两国建交后首次进行部长级访问，拉皮德同时为以色列驻巴林大使馆举行落成典礼。双方签署了有关安全、水资源、环境和体育等方面的协议。同月，巴林和以色列之间的首个商业航班通航。11月，以色列与美国、阿联酋和巴林在红海进行了针对伊朗的联合军演，这也是以色列与巴林首次公开的军事合作。

在与摩洛哥关系上，国防与安全合作将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支柱。2021年7月，以色列特拉维夫与摩洛哥马拉喀什（Marrakesh）之间的直飞航班开通。马拉喀什成为继拉巴特后摩洛哥第二个与以色列开通直飞航班的城市。8月，拉皮德访问摩洛哥，这是自2003年以来以色列外交部部长首次正式访问摩洛哥。11月，两国国防部部长在拉巴特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为安全合作、情报共享和武器防御系统的销售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签订的第一份国防谅解备忘录。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贝内特政府提出新的施政方略，但面临一系列执政挑战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在就任总理后致力于调整内塔尼亚胡执政时期的政策。区别于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外关注安全事务、对内强化以色列“犹太国家”属性的内外施政特点，贝内特政府推出多项社会政策，调整以色列外交政策，着力应对以色列政治、社会、外交和安全方面的挑战。

首先，贝内特政府出台措施，加强对以色列少数族群的政策支持。在财政上，贝内特政府出台了针对以色列阿拉伯人社区和村镇的专项拨款。2021年11月，在拉姆党、工党和梅雷茨党的力推下，以色列政府通过了补贴计划，计划在2022～2026年，投入94亿美元建设以色列的阿拉伯村镇和社区，改善阿拉伯居民的生活环境，提升阿拉伯青年人的教育与医疗水平。在基础设施方面，贝内特政府着力改善贝都因人的生活和居住环境。2022年1月，以色列议会修订《电力法》，允许尚未获得建筑许可的住房与以色列公共电网和自来水管网连接。

其次，贝内特政府修复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缓和与巴勒斯坦的矛盾。在以色列和美国关系上，贝内特政府努力修补与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关系。贝内特政府的外交部部长拉皮德认为，内塔尼亚胡忽视了与美国的沟通，导致以色列外交陷入被动。以色列政府需要调整内塔尼亚胡时期的外交战略，“修补内塔尼亚胡犯下的外交错误”。在巴以问题上，贝内特政府避免压缩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空间，致力于改善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2021年10月，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甘茨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兴建3000多套犹太人住房和1300多套巴勒斯坦人住房的计划，这是近十多年以色列首次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大规模新建巴勒斯坦人住房。2021年11月，以色列国防部向约旦河西岸4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发放身份文件，允许这些巴勒斯坦人留住约旦河西岸或是返回加沙地区。此外，以色列政府还多次中止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定居点的计划，努力改善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

再次，贝内特政府积极推动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改善以色列的国际形象。贝内特政府努力深化与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等新建交阿拉伯国家的关系。2021年7月，以色列和摩洛哥签署了政治、航空和文化交流等多个文件，促进以色列和摩洛哥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2021年11月，以色列和摩洛哥签署军事合作协议，加强了两国的军事和情报关系。

最后，贝内特政府关注伊朗军事动向，理性应对周边地区的安全威胁。一方面，以色列加强对美国的游说力度。在伊朗核问题上，以色列反对美国与伊朗进行接触和对话，积极通过犹太院外集团，游说美国停止与伊朗的接触和谈判，对伊朗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并考虑军事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贝内特政府积极准备针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打击，并通过空袭明确安全红线。

贝内特政府执政时期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贝内特政府“成功转变了‘内塔尼亚胡决定一切’的政治体系，将意识形态差异极大的政党团结为一个执政联盟，参与到美国对伊朗的决策之中，推动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曾经不被看好的贝内特政府“有条不紊地运行着”。但贝内特政府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首先，薄弱的议会基础是贝内特政府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贝内特领导的执政联盟由8个来自右翼、中间派、左翼的政党共同组建，政党数量之多在以色列历史上罕见。该执政联盟在以色列议会120个席位中仅占61席，处于微弱优势。在2021年国家财政预算案表决中，执政联盟仅以61席的微弱优势涉险过关，甚至出现了一名议员“按错表决器”，导致预算案重新编写的情况。鉴于执政联盟的政治光谱横跨右翼、中间派和左翼，以色列政坛关涉国家性质、政府权力分配、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国家安全问题等，有可能造成执政联盟内部某一党派退出，进而导致执政联盟瓦解的情况。

其次，贝内特的内阁成员普遍缺乏军事履历。内塔尼亚胡及其支持者批评贝内特政府缺少安全事务的经验，无力保证以色列国家安全。就内阁成员的军旅经历而言，只有国防部部长本尼·甘茨曾任国防军总参谋长。而贝内特则是首次担任政府总理，此前仅短暂担任国防部部长和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拉皮德、内政部部长阿耶雷特·沙凯德（Ayelet Shaked）、司法部部长吉德昂·萨阿等人政治资历较浅，并未担任过部长职务。

再次，以色列和美国分歧明显。以色列希望美国在中东事务上承担更多的责任，但由于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无意也无力在中东地区承担过多的责任。

最后，疫情防控是以色列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在执政前，联合右翼、以色列家园党和工党等，都曾激烈批评内塔尼亚胡政府抗疫不力。贝内特政府延续了内塔尼亚胡政府“全民接种”的防疫策略，在2021年8月推动全民接种“第三针”新冠疫苗，在2021年12月针对老人和医护人员接种“第四针”新冠疫苗。但是随着2021年12月新冠病毒变异株“奥密克戎”席卷以色列，以色列政府的疫情管控措施遭到了社会舆论的批评。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2021年以色列科技产业投融资市场发展迅猛，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柱

和2020年相比，2021年的科技产业投融资市场出现了几个比较明显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单笔投资金额数量有所增长。投资中位数从2020年的约800万美元增加到2000万美元，甚至出现数亿美元的非上市融资项目。比如网络安全公司Claroty获得了来自软银的4亿美元投资，食品科技初创公司Future Meat筹集到了3.47亿美元，金融科技初创公司Melio筹集到了2.5亿美元，全球薪资支付管理平台Papaya环球（Papaya Global）则获得了2.5亿美元的融资。

第二个趋势是以色列本土科技公司收购以色列初创科技公司的数量在持续增长。2020年此类并购案仅有21笔，而2021年达到了40笔，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也反映了以色列创新局（Israel Innovation Authority）认为的本国初创企业数量连续3年下降的趋势在2021年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第三个趋势是创业基金投资以色列科技公司的退出渠道更为多样。2021年除了并购和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首次公开募股）上市异常活跃以外，还出现了SPAC上市方式，而且大行其道。与IPO不同，SPAC是公司从私人投资者筹集成长资本并最终从公众那里筹集资金的另一种方式，和IPO的结果类似，但是过程更快收费更低，而且操作更加灵活。2021年有20多家以色列公司通过SPAC实现了上市，其中也包括艾绒萨斯（Ironsource）、派欧尼（Payoneer）、英诺维兹（Innoviz）等资本市场关注度较高的高市值科技公司。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与阿联酋经济合作发展迅猛，为改善双边关系注入活力

2022年4月，阿联酋成为最新和以色列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且谈判过程仅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光速”签约体现了两国对协定的重视和对双边合作前景的信心。以色列和阿联酋建交后第一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了10亿美元，两国领导人都各自表达了十足的信心要继续成倍增加双边的商业合作和投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一方面体现了以色列对于外部市场的渴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阿联酋对于防卫隐患和本国科技发展水平滞后的担忧。阿联酋认为以色列是一个地理距离最近的优质合作伙伴，决心要顶着来自伊朗和部分保守阿拉伯国家的压力和以色列开展更多双边合作。具体来说，以色列与阿联酋经济合作的发展受到以下因素的推动：

其一，从政治上来说，以色列和阿联酋的合作远远大于冲突，因为两国在历史上本就没有过节，再加上来自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成为阿联酋国家安全的头号威胁，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撮合下，两国顺理成章走到了一起。2021年9月，上台不到3个月的以色列总理贝内特顶着疫情风险访问阿联酋，并敲定了一系列合作协议；2022年2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访问阿联酋，并参观了2020年迪拜世博会以色列展览馆，表达了对于加快发展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切期望。

其二，贸易互补性和经济结构契合度是以色列和阿联酋的经济关系得以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两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差不多（2021年数据为4000亿美元左右），但是在产业构成上有巨大差距，阿联酋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油气资源贸易、港口航运、转口贸易、金融投资和旅游服务，但是缺乏制造能力和智慧产业研发能力；以色列则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化工、工业制造、电子通信、互联网技术、生命科学、高科技农业等方面表现不凡。阿联酋的石油美元收入和以色列的新兴科技产业有着天然的结合空间。

其三，以色列也看中了迪拜这个自由港具有的地区区位优势：总部位于特拉维夫的金融科技公司锐皮德（Rapyd）等正在阿联酋开设办事处，希望更接近海湾市场，在提供更优质本地化服务的同时更好地吸引国际化人才；总部位于耶路撒冷的众筹投资公司“我们所有人”（OurCrowd）于11月在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开设分公司，以期更好地筹集当地资金，并将更多以色列科技公司和孵化经验带入阿联酋。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积极实施“碳中和”战略，并取得一定成效

据世界银行统计，以色列是54个已经实现“碳达峰”的国家之一，2011年以色列实现“碳达峰”的当年全国碳排放总量约7400万吨，之后排放量逐年下降，到2020年下降到6050万吨，较峰值已下降约18.2%；人均碳排放量在2000年达到峰值的11吨以后也持续下降，到2020下降到7吨，下降幅度约为36.%。为了实现“碳中和”目标，以色列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

其一，制定“2030年能源计划”。根据“2030年能源计划”，以色列全社会将在2020～2030年实现大规模的可再生能源替换，特别是以可再生能源发电取代化石能源发电，同时推进新能源汽车逐步替换传统能源汽车项目，着重改善电力与运输部门的碳排放。其中，可再生能源发电逐步取代化石能源发电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加快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发展速度并提高电力并网率；第二步是用以色列东地中海的天然气取代动力煤，在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同时降低碳排放量。

其二，制定“2050年能源计划”。与“2030年能源计划”侧重于新能源替代和能源使用效率不同，“2050年能源计划”更加强调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减排政策的多样性与层次性，是充分调动以色列总统办公厅、总理办公厅、议会、财政部、能源部、环保部、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交通部、科技部、外交部等众多政府部门来实现“碳中和”终极目标的总动员。“2050年能源计划”也是对“2030年能源计划”的一次完善。“2050年能源计划”中设定的目标有，2050年实现交通部门的碳排放量减少96%，电力部门的碳排放量减少85%，城市垃圾处理部门的碳排放量减少92%，工业部门的碳排放量减少85%。

其三，开征碳税。不管是2030年中期目标还是2050年“碳中和”终极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价格机制对于社会面碳排放的调节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均表示碳税是鼓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有效方法。几年来经合组织一直建议以色列政府施行碳税，在经过多年考量后，这一新型税种即将在以色列付诸实施。根据财政部在2021年8月发布的以色列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提交的国家报告中的最新规划，以色列将在2023年开始引入碳税，并在2028年以前分阶段全面实施碳税，这也将使以色列成为首个设立此类税种的中东国家。

以色列为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采取的主要手段包括：通过开发新型的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技术进一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开发绿色“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实施碳税等政策引导民间的低碳生产与消费习惯。其中，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是降低全社会碳排放量的主要手段。从以色列2020年各产业碳排放量占比来看，电力与能源产业占58.3%，运输业占18.1%，建筑业占12.3%，其他工业占11.2%。

为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以色列采取了一系列技术路径：

首先，主要部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的技术路径。主要目的是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并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与以色列的创新生态系统的打造类似，以色列政府通过能源部、交通部、财政部和创新局等部门的配合，引导更多化学、材料学、分子生物学、生命科学、工程学等领域的专家进入新能源和清洁技术研发领域，并配置相应的技术转移转化和商业化应用的基金支持平台，以缩短从实验室阶段到社会层面大规模应用的周期，使以色列在新能源和清洁技术研发领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

其次，打造系统性的低碳技术生态，特别是“零碳排放”新能源技术、碳捕集技术等。在零碳排放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以色列将研发重点放在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领域；在碳捕集与固碳技术方面，以色列重点发展低能耗化学吸收碳捕集技术、高空碳捕集技术、生物藻类固碳技术等。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疫情给以色列医疗卫生体系带来挑战，以色列社会及族群关系趋于紧张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以色列政府一方面出台严格的管控措施，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势，保障了疫情防控的科学精准。从整体上看，以色列新冠肺炎疫情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新冠疫苗接种率较高。截至2022年2月20日，第一剂新冠疫苗接种人数约为669.75万人，接种率约为72.68%；第二剂新冠疫苗接种人数约为611.7万人，接种率约为66.38%；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人数约为445.97万人，接种率约为48.40%；第四剂新冠疫苗接种人数约为71.02万人，接种率约为7.7%。

第二，确诊率高但死亡率低。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统计，2020年以色列人口约为921万人，其中犹太人口约为682万人；阿拉伯人口约为194万人，其他人口约为45万人。

第三，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病床数量较少。数据显示，2019年以色列平均每千人仅拥有3张病床，而经合组织平均每千人拥有4.4张病床。其二，以色列医护人员严重短缺。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饱受医护人员短缺的困扰，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这一情况。数据显示，2019年以色列平均每千人中只有5名护士，远低于经合组织9.4名的平均水平。医生方面，以色列的人数也明显不足。经合组织平均每千人中有3.69名医生，而以色列平均每千人中仅有3.29名医生。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以色列不同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如同放大镜般将以色列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平等凸显出来，导致社会和族群关系趋于紧张。

首先，疫情下，由于亲人不幸离世、失业人数上升、收入下降以及长期处于封闭或隔离状态，很多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恶化。2020年8月，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对1200名以色列人（18岁及以上）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调查显示，44%的受访者认为疫情下他们的精神健康受到了损害。其中，女性认为自身精神健康受到的影响强于男性。48%的女性认为自身精神健康受到影响，男性则为31%。

其次，疫情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压力是多方面的，严重的甚至引发家庭暴力。疫情暴发后，以色列政府为遏制病毒的蔓延，颁布了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包括封锁社区、关闭学校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等。这些措施虽有效控制了疫情，但家庭成员相处时间太久也使得家庭暴力事件增加。

再次，疫情暴发加剧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与世俗群体的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高感染率引起社会批评。一方面，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疫苗接种率低。数据显示，以色列截至2021年12月28日仍有数十万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尚未接种新冠疫苗，该群体的疫苗接种率是该国最低的。另一方面，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频繁参加聚集性活动。疫情期间，卫生部为遏制病毒传播颁布封锁条例，如禁止大规模聚集，佩戴口罩，等等。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依旧像往常一样继续送孩子上学以及参加各种大型集会，如集体祈祷、成人礼、大型婚礼以及葬礼等，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佩戴口罩。

最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政府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进一步恶化了阿犹之间的关系。对于大多数以色列人来说，政府在遏制疫情传播和帮助人们克服日常困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情况却不同。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仅在抵抗疫情方面缺乏政府支持，而且在医疗基础设施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短缺，例如缺少清洁水和卫生用品等。疫情下以色列的阿犹混居城市中阿拉伯人的犯罪率上升，加深了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敌意。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建立完善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通用的老龄化标准来看，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0%，或者是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整体上处于老龄化阶段。2000年以色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0.03%，之后一直处于上升趋势。2020年，以色列人口平均寿命为83.04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2.41%。根据这一发展趋势，预计到2035年，以色列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双倍增长。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以色列构建了完整的养老服务保障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双层养老保险制度。以色列实施了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双层养老制度，即适度的、公共的、普遍覆盖的公共养老保险制度及公民可自由选择的私人养老保险制度。公共养老保险，又称国家基本养老保险，通常是由政府公共部门发起建立并进行管理的养老保险计划，往往要承担直接的财政责任。职业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多为储蓄型养老保险，通常采取的是完全积累的融资方式和缴费确定型的待遇给付方式。它的主体是私人部门，包括企业个体、工会以及经政府批准的金融中介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养老保险管理公司等）。

其二，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凡男性65岁、女性60岁的以色列公民均可享受长期照护保险；雇主和雇员每月各缴纳工资的0.1％作为护理保险基金，1990年起下降到雇主和雇员每月各缴纳工资的0.04%，政府补贴其工资的0.06%。

其三，科技健康养老。以色列大力推动养老产业的科技创新，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精准医疗、机器人手术、远程医疗等技术不断改变传统养老方式。数字健康公司维特尔研发了针对不同患者量身定制的一体式护理平台，借助传感器、AI算法持续对心率、体温、血氧、呼吸速率等体征指标进行监测，并根据体姿、床上的活动状态做出预警,帮助监护人员对跌倒、压疮、脓毒症、心脏意外、血压进行主动预防，不仅可以实现全天候监控，减轻护理和医疗专业人员的负担，还可以识别、收集疾病恶化的信号，有效改善各类老年患者的护理质量，降低死亡率。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开展生态环境治理国际合作，积极应对生态环境问题

以色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多样性。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以色列的生态环境治理必须与邻国相互合作。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不仅是以色列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手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以色列生态环境治理的国际合作形成了以下主要特征：

其一，周边阿拉伯国家是其生态环境治理国际合作的重点对象。约旦河流经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对于水资源稀缺的中东地区来说，约旦河河水显得弥足珍贵。水源问题是以色列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因此以色列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水源合作是必然趋势。以色列在期望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同周边阿拉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良性发展。以色列在与阿拉伯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中具有一定的主导性。巴勒斯坦和约旦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以色列利用高技术水平对各项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多种技术解决方案，因此以色列在未涉及政治层面的前提下都对巴勒斯坦和约旦予以技术支持。

其二，非政府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复杂政治因素的困扰下，中东的非政府组织在生态环境治理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东地球之友是由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埃及人和约旦人共同组成的非政府组织，总部设在安曼，在中东其他国家设有区域办事处。由于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登记有困难，中东地球之友在美国注册为非营利机构，其大部分资金来源于西方国家的领事馆和代表处，并得到了美国犹太团体的支持，其他支持者包括欧洲和北美的生态环境非政府组织以及一系列和平团体。

其三，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相结合。为了应对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以色列将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相结合以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国际合作。例如，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大多通过双边谈判机制进行。通过这一模式，以色列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对以阿合作的诚意，减少了以阿政治上的分歧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阻碍。

以色列生态环境治理国际合作存在一系列制约因素：

首先，以阿之间缺乏政治互信。水资源问题是以色列面临的众多生态环境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以色列同周边阿拉伯国家对水资源的分配还存在若干分歧。在巴勒斯坦人看来，缺水完全是政治原因，以色列对大部分区域水资源的控制被认为是对巴勒斯坦社会的绝对威胁。巴勒斯坦对水源分配的理解是基于政治上的不对等，不仅得不到以色列的认同，而且使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合作过程中产生了顾忌，这导致双方对现状的评估无法达成较为稳定的共识并展开进一步的合作。

其次，以阿之间存在文化差异。为了加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合作，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专门推出了生态环境夏令营等联合项目。尽管在联合项目中双方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是却没有真正成功地建立“共同价值社区”，双方难以超越文化的范式来追求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

最后，以色列政府内部责权失衡。以色列政府针对生态环境治理的部门较多，但是相互掣肘的现象长期存在。其中缘由包括环境监督机构与执行机构的职责不明确以及以色列环境部门受到较多外部利益的影响。实际上，尽管以色列政府表现出积极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国际合作的态度，但是如实兑现相关承诺，对以色列政府而言并非易事，这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成就非凡，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高科技产业成为以色列经济极其重要的产业之一。高科技产业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0%增加到2021年的15.3%，其中大部分增长发生在过去4年。2021年以色列高科技出口取得了重大突破，出口额首次超过该国出口总额的50%，高达54%。此外，以色列所有受薪员工中的高科技员工占比2021年首次突破10%，达到10.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以色列的创新总指数居榜单第15名，研发公共支出、风险资本投资范围、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以及创新领域跨部门合作等多个子指标得分排名全球第一。

其一，高科技出口增加。以色列高科技行业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恢复的速度快于其他经济领域。2022年以色列创新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以色列高科技产业产值增长超过10%，达到2370亿新谢克尔，占GDP的15.3%；2021年以色列高科技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约为670亿美元，其中高科技产业出口占16%，高科技服务出口占38%，非高科技出口占46%。

其二，高科技产业受雇员工人数持续增长。2022年以色列创新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受雇员工人数已近40万人，占该国受雇员工总数的10.4%，该数据位居世界前列。高科技产业主要吸引年轻人就业，但以色列从事高科技产业的所有年龄组的人数都呈现增加态势。从受雇员工年龄分组来看，在30～34岁年龄组中，高科技产业受雇员工人数占受雇员工总人数的比例从2012年的10.3%上升到2021年的14.3%，该年龄组在所有年龄组中占比最高；在45～64岁年龄组中，该比例从2012年的6%上升到2021年的1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就业率波动较大，但整体呈现增长态势。2020年高科技产业受雇员工较2019年仅增加了1.4万人，2021年高科技产业新员工人数为2.7万人，这预示着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复苏。

其三，外国资本对以高科技投资额增长迅速。以色列高科技领域是外国资本对以投资的主要领域。2015～2021年，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年度投资额持续攀升，从2015年的33.2亿美元上涨至2021年的256亿美元；高科技产业交易单量也大体上呈增加态势，2021年交易单量比2015年增加了191%，从405单增长至773单。此外，年度项目平均投资额从2015年的820万美元上升至2021年的3310万美元，涨幅约为300%。

尽管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取得了复苏，但仍面临一些不可忽视的挑战：

首先，存在创新能力下降的潜在风险。以色列与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相关的指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如监管环境、理工科毕业生数量、公共部门数字化进程、软件支出占GDP的百分比等。以色列学术界通过知识产权转让获得收益的金额逐年下降，从2015年的16.6亿新谢克尔降至2019年的5.28亿新谢克尔。此外，以色列高科技企业IPO后由于目标定位更多转为企业利润率，企业的创新水平在首次IPO后下降了40%，企业的创新含金量显著降低。

其次，存在过度依赖风险投资的潜在风险。以色列在2020年研发投资占GDP的比重继续领先于其他OECD国家。然而，以色列政府研发投资占研发总投资的比重是所有OECD国家中最低的，2020年仅为9.6%，明显低于韩国的20.7%、瑞典的24.2%、德国的27.8%和美国的20.7%，这意味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以色列的研发资金几乎完全依赖私人市场。

最后，面临学术界与工业界合作不足的挑战。以色列在2021年的GII排名中，工业界和学术界的合作排在第1名。但有关数据显示，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有85%是由在以色列的跨国公司承担的，仅IBM和微软两家就几乎占了一半。相比之下，以色列本土高科技企业几乎没有享受这一优势，它们更多的是依赖自有的人力资本和专业知识，专注于自己的内部研发。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积极开展太空探索，构建了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太空生态系统

以色列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自主发射航天器的国家之一，是中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太空强国。以色列在太空领域的探索与开发，与该国的安全观念以及科技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受到后者的强烈驱动。由于缺乏战略纵深、与周边国家在人口、领土、军队数量等方面极其不对称，以色列自建国起便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而太空计划就是其中的关键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起，以色列就开始为太空探索做各种准备，包括开发运载火箭、成立航天局、发射绕地卫星、启动探月工程等，快速崛起为太空探索的第二梯队国家之一。借助尖端的太空技术，以色列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形成了以威慑、预警、技术自主为三大支柱的太空安全观。

进入21世纪以来，以色列的安全环境和国际太空格局经历了重大变化与调整，出现了一些新的安全威胁，例如次国家行为体（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组织的蔓延；中东地区也开始了新一轮太空竞赛，伊朗、阿联酋、沙特等中东国家正积极发展自己的太空计划。在此情况下，以色列亟须对自身的太空目标和政策进行调整。

2009年11月，时任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和时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任命了一个由科学技术部总司长梅纳赫姆·格林布鲁姆（Menachem Greenblum）和以色列航天局局长以撒·本-以色列领导的工作小组审查以色列的太空项目，并为新的国家太空项目提供框架性建议。为了进一步维护太空安全和发展太空产业，2009年以色列政府成立了负责制定太空发展目标的“工作小组”，并于次年正式出台“国家太空战略2010”，致力于使以色列跻身为世界五大航天强国之一。

以色列的太空生态系统包括以下核心要素。

（1）政府部门，科学、技术与太空部及其下属的航天局处于核心地位。航天局负责所有的太空计划，包括制定国家太空政策、与其他航天机构合作。2013年4月，以色列科学技术部更名为科学、技术与太空部（Minist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pace），增加了“太空”一词。

（2）产业界，是指作为太空探索主要承包商的以色列军工企业，例如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IAI）、拉斐尔公司（Rafael）、伊洛光电工业公司等，以色列全国约有30个行业参与了航天计划。

（3）学术界，例如以色列理工学院、特拉维夫大学、魏兹曼科学研究院、希伯来大学、本-古里安大学等都设立了太空研究项目，使以色列的太空计划建立在强大的学术基础上。成立于1984年的以色列理工学院的阿舍尔太空研究所（Asher Space Research Institute at Technion）发挥了重要作用。

（4）私营太空部门，目前以色列涉及太空领域的私营企业有40多家。私营太空部门在以色列的登月计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得到了以色列产业界的大力支持，激发出了巨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5）国际合作。除了自主创新以外，以色列还与美国、欧洲、印度、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形成了自主创新+国际合作的太空开发模式。以色列积极开展国际太空合作。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疫情下的以色列创新竞争力保持强劲态势，取得许多新的科技成果

2020～2021年以色列的技术创新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在新冠病毒检测和抗新冠病毒药物、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电子工业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色列发挥自身技术积累优势，不断推出新冠病毒检测技术抗新冠病毒药物，为全球抗疫做出了贡献。同时，以色列在生命科学、新能源和航空航天等传统优势领域也取得诸多成就。具体的科技成就如下：

第一，新冠病毒检测与抗新冠病毒药物。2021年年初，以色列一度成为世界上新冠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当年7月和年底，以色列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注射第三针和第四针疫苗的国家。凭借先进的医疗技术，以色列在新冠病毒检测和抗新冠病毒药物方面取得许多突破性进展。例如，以色列两家机构宣布研发出新冠病毒“唾液检测法”，推出抗新冠病毒药物。

第二，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以基因工程、3D打印和干细胞疗法为核心的生命科学产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以色列研究人员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领域取得许多新成果。例如，以色列科学家发现了人体内负责健康衰老过程的基因，以色列科学家成功在人造子宫中培育出小鼠胚胎，3D打印技术给生物工程领域带来更多可能性。

第三，电子工业技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打卡上班带来的不便，以色列科学家研发出基于超声波的非接触式设备互联技术。以色列政府机构、高等学府、初创企业均在加速研发量子计算机及其应用系统。以色列从事量子计算机研发的初创企业有量子机器公司（Quantum Machines）和经典科技公司（Classiq Technologies）。

第四，人工智能。以色列在人工智能领域与美国、中国等大国一起处于世界领先行列。2017年，以色列无人驾驶汽车视觉系统公司移动眼（Mobileye）被英特尔以153亿美元天价收购，再一次刷新人们对该国人工智能领域尖端科技的认知。事实上，移动眼的成功并非偶然，在以色列有近400家人工智能初创公司致力于计算机视觉系统、医疗生物、网络安全、无人机、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创新研发。

第五，新能源汽车技术。以色列还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发上取得多项突破。2020年，以色列ElectReon Wireless公司研发出给行驶中汽车充电的独特方案，即通过铺设可以给汽车进行无线充电的道路来解决充电问题。2021年，以色列初创公司StoreDot研制出了一种可在10分钟内完成充电的电动汽车电池。2021年年初，StoreDot公司展示了充电5分钟即可为电动汽车提供160公里续航里程的电池原型。

第六，航空航天技术。2019年4月4日，由以色列非营利航天组织以色列太空登陆组织（SpaceIL）设计的“创世记1号”月球登陆器进入月球轨道，以色列成为世界上第七个将探测器送入月球轨道的国家。以色列一直特别重视开发应用于军事目的的侦察卫星。此外，以色列还积极研发纳米卫星。2021年3月22日，以色列理工学院与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联合研制的3颗纳米卫星被成功发射升入太空，标志着以色列在纳米卫星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

第七，军事工业技术。以色列军事工业技术先进，较为成熟的产品有乌兹（Uzi）冲锋枪、“苍鹭”（Heron）无人机、费尔康（Phalcon）预警机等武器装备。2021年5月巴以冲突中，以色列使用“铁穹”（Iron Dome）防御系统成功拦截上千枚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发射的火箭弹，拦截成功率达90%，有效保护了境内平民。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与法国积极开展合作与交流，但两国间仍存在问题和分歧

2017年，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后，内塔尼亚胡曾两次访问爱丽舍宫。几年来，以法高层多次互访，加强两国的相互认知与理解，就时事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从国际政治层面看，马克龙领导的法国有条件也有意愿以一个中间人的身份，向着沟通以色列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方向努力。马克龙执政后调整中东政策，使法国中东政策重新回到“实用主义的平衡”。2020~2021年，马克龙政府在继承了法国一贯的立场与态度的前提下，尽量规避分歧可能带来的争端，积极推进与以色列的交往。两国尤其致力于深化在创新科技和经贸投资领域以及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

其一，创新科技和经贸投资领域的合作。马克龙希望创新精神能够引领法国发展。而以色列向来被称为“创新的国度”，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和全球竞争力排名位居前列。近年来，以法两国企业在创新科技领域开展了一定的技术交流与项目合作。在政府层面，法国致力于推进以法关系平稳发展，在创新领域谋求更多交流与合作的可能。以色列也乐于分享自身在创新领域的经验，并且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来自法国的投资。

其二，国家安全领域。2020～2021年，以色列和法国继续谋求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军事上多维度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在面对伊朗核协议问题上可能达成的共识，都为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提供了保障。在两国高层的对话及互访中，国家安全领域的相关问题是两国经常涉及的话题。

以法两国在交往过程中也存在尚需解决的问题与分歧。2020～2021年，虽然法国政府反对反犹主义，但法国社会的反犹情绪仍很强烈，反犹行为日益增多，对法国犹太人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困扰。在巴以问题上，法国的立场不变，支持两国方案并主张推进巴以和谈，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建设。法国外长将以色列与种族隔离联系起来的言辞，遭到了以色列的强烈抗议。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与非洲联盟关系取得新进展，双边关系全面提升

2021年7月22日，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简称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Moussa Faki Mahamat）正式接受以色列递交的国书，以色列成为非盟的非成员观察员，以色列对非关系取得了较大进展。以色列谋求非洲联盟观察员地位是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主观方面来说，主要出于以下动机。

其一，政治动机。以色列积极发展与非洲联盟的关系，首先是延续了建国以来面对阿拉伯世界的围剿想要争取第三世界国家支持的愿望。与以非关系黄金时代相比，如今以色列积极发展对非洲关系并加入非洲联盟的政治动机中已经鲜少闪烁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火花，而是纯粹以实用主义为考量。这种实用主义的考量，紧密围绕巴以冲突展开。

其二，经济与贸易的需求。非洲出产重要的原材料和矿产资源，如钻石、黄金、木材、可可豆、咖啡豆、原油等。例如，作为撒哈拉沙漠以南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尼日利亚的石油平均日产量为156万桶；安哥拉石油产量约为日均130万桶，石油伴生气日产量约为179亿立方英尺（约5亿立方米）。冈比亚、加蓬、几内亚等国家历来出产优质硬木。以色列希望直接从非洲进口原材料，同时向非洲国家出售以色列的工业制成品，由此扩大与非洲的贸易往来。以色列是世界钻石切割与交易中心。以2016年的数据为例，当年以色列钻石出口占总出口的23.2%，并占全世界钻石产量的12%。因为钻石是以色列的支柱出口商品，所以以色列同生产钻石的非洲国家交往由来已久。

其三，战略考量。对以色列来说，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最首要的战略动机源于地缘因素。非洲之角尤其是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地缘上邻近以色列，红海与曼德海峡对保障到东非和南部非洲的海路和空中航线至关重要。肯尼亚和乌干达与阿拉伯国家毗邻，对以色列的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肯尼亚的蒙巴萨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是以色列客机和货机飞往远东与南部非洲的必经之地，对以色列的航线安全同样至关重要。

其四，以色列获得非盟观察员的地位，也受客观国际形势因素的驱使。在中东剧变以前，以色列加入非盟主要的阻力来自埃及与利比亚。卡扎菲多次向非盟施压，如果非盟与以色列建立联系，利比亚将不再支持非盟。然而，随着中东剧变的爆发，埃及与利比亚在非盟内部的影响力相对滑坡，客观上给予了以色列发展对非关系相对宽松的环境。

以色列与非洲联盟关系仍存在一些主要的障碍。以色列获得观察员地位，在非盟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巴以问题悬而未决，域内大国博弈以及以色列实用主义对非关系的缺陷，以色列的非洲联盟观察员地位遭到了以阿尔及利亚和南非为首的非洲国家的强烈反对，以色列与非洲联盟的关系道阻且长。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充满波折，受到一系列地区和国际因素影响

近年来，以色列与联合国之间的不融洽事件增多，双方关系略为紧张。从2020年年初签订“世纪协议”到2021年年底，联合国大会、人权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等机构多次谴责以色列。以色列则认为联合国的谴责存在政治性的偏见，对其进行回击。以色列与联合国近期出现的“裂痕”，是以色列不遵守联合国决议而导致的，但也受到阿以关系和美国因素的持续影响。特别是特朗普牵头的“世纪协议”以及拜登上台后对美国中东政策的调整，导致以色列与联合国的关系更加复杂。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双方关系近期出现不和谐走向，但这种态势仍在理性可控范围内。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在当地的恶化。这些行动受到联合国的认可，联合国希望以此为契机缓和地区矛盾并促成巴以之间和平相处。

其一，联合国赞扬阿以关系的改善。2020年是以色列外交丰收之年，以色列分别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不丹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邦交国总数达到160多个。联合国对以色列的“建交潮”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以色列向世界传递的“文明信息”。联合国之所以看好以色列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因为阿以关系的改善可以为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思路和机遇。

其二，联合国赞赏巴以双方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以色列在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方面与巴勒斯坦展开积极合作的行为受到联合国赞许。疫情危机开始以来，以色列一直允许抗疫关键物资和设备进入加沙地区。一向严格控制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区进出卡点的以色列当局，允许参与应对疫情工作的卫生从业者和相关人员进出卡点，以使他们更好地展开后续合作。

联合国和以色列之间和谐的声音是双方关系良好发展的信号。但是，双方和谐的声音在随后联合国对以色列的严厉谴责和以色列的强硬回应中很快就被淹没了。双方关系中和谐的声音相对微弱，导致双方关系不和谐的因素此消彼长。2020年“世纪协议”提出后，巴以冲突发展到新阶段，联合国认为以色列是主要的“肇事方”，对其谴责更加频繁，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定居点问题、以色列违反国际法问题、加沙冲突问题。面对联合国的谴责，以色列用强硬态度给予回应，造成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制约以色列与联合国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以色列对联合国缺乏信任、以色列特殊的地缘环境和美国因素。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中以两国在创新人才交流领域开展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提升

以色列是世界上重要的科技强国，在现代农业、电子通信、医疗器械、生命健康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则拥有强劲的技术需求、雄厚的产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长期以来，在两国政府层面的战略引领和积极推动下，中以各领域创新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中以双边贸易仍逆势增长，显示出两国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2022年1月，两国第三次签订“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即《中以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22~2024）》，内容涉及科技、卫生、清洁能源、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为进一步深化两国创新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中以创新人才交流合作是两国各领域创新合作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持续助力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

通过对中以科技创新实力和人才竞争力指数的分析，可以看出两国均拥有较为领先的教育系统及创新能力，全球知识技能指标表现突出，培养了大量的创新人才。尤其是以色列拥有更高的研发强度，研究人员也更为密集，有效保证了创新技术的不断涌现。此外，两国政府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色列具有更为完善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加上其良好的金融、商业环境和监管环境，促进了更多创新创业活动。而相比之下，中国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创新人才的角度看，中以两国在人才培养方面的表现各异。如两国均具备较为健全的人才培养与管理体系，特别体现在对教育的重视度以及对人才发掘的投入力度。然而在吸引和留住人才方面，中国与以色列相比差距较大，尤其在人才吸引力方面较为落后，成为人才指数排名上升的主要阻力，也是今后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过程中应更加努力的方向。

自2017年中以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以来，创新合作成为中以关系发展的亮点和助推器。两国高科技贸易蓬勃发展，科研合作日益紧密，而人才交流与合作是核心关键。公开资料显示，中以人才交流合作包括：人才能力建设和培训合作、互派国际留学生、依托创新园区和科研平台推动人才交流、智库交流与合作、联合抗疫交流合作、技术工人劳务派遣合作等。

由于两国文化存在差异、对彼此的了解仍不够深入，且受国际政治、经济、疫情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目前双方留学生规模均偏小，人员流动和交往仍不够频繁，深入开展创新人才交流合作仍面临较多挑战，在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交流，以及持续改善创新体系和优化创新氛围等方面仍需开展大量的合作。

其一，充分发挥政府间合作机制作用。持续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在中以创新合作联委会机制下，积极实施更加开放的科技创新合作政策。在科技发展战略、规划、政策以及国际化管理等方面加强联系与合作。积极破除人才流动壁垒，在促进双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持续加强两国创新人才交流合作。切实发挥政府的“牵线搭桥”作用，为双方创新合作及人才交流提供信息渠道、优质平台和创新政策，营造更加开放的人才交流与合作环境。

其二，在科研合作中实现两国互利共赢。扩大中以科研合作的规模和领域，通过联合实验室、联合资助机制，促进中以创新人才的交流、培养。选择两国共同感兴趣的重点领域如现代农业、生物医药、公共卫生等领域拓展合作。进一步加强双方人才交流与培养，实现双方互利共赢，深度构建利益共同体。

其三，加大企业和人才创新创业合作。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创新创业中心等，促进我国青年人才赴以色列学习、工作；继续吸引以色列专业技术人才来华工作、交流。积极为两国企业创新合作营造良好环境，搭建各类创新人才与项目对接交流平台，推动两国企业、技术团队开展沟通交流。通过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积极吸引两国各领域人才创新创业。探索围绕创新创业的人才交流合作新模式，加强在人才培训、人才互访等方面的沟通、交流与反馈，不断提升合作质量和水平，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其四，积极促进创新人才和文化交流。设计更多务实的中以创新人才交流合作项目，促进各层次、各领域人才的广泛交往。开展更多中以青少年科技人文交流活动，为以色列青年人才、知名学者等来华研修、培训、参会、访问创造更多机会。以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为立足点，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文交流，推进中华文明与犹太文明互学互鉴，深化两国在文化、民生、社会等领域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夯实民间交往基础，大力促进传播中以两国的语言与文化，实现文化互动。

其五，拓宽合作办学的领域与范围。持续推进中以两国在高等教育、科研人员培训、学生学者互动、语言教学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探索建立中以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基金，推动两国优质科教资源的共建共享。鼓励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积极引进以色列优质教育资源，在持续推动中以在理工领域教育合作的同时，更加注重人文社科领域的合作。制定和优化留学教育政策，支持更多的硕士、博士、博士后跨国流动。加大对留学生奖学金的投入力度，鼓励高校配套资助、简化留学申请程序、营造国际化的留学与就业环境等，为未来两国科技创新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疫情下的中以两国人文交流形式多样，为两国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全方位地冲击了中国与以色列之间的交流合作进程。然而，得益于双方对人文交流形式与内容的及时调整，中以间的人文“云交流”却未停止，并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联合研发、文体交往与媒体互动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为应对疫情给国际交往带来的挑战与冲击，中以人文交流在实施内容、主体与形式等方面相应地做出调整，通过不断开拓交往路径、创新协作方式、拓宽合作领域、丰富沟通平台、完善对话机制等，在相关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体表现如下。

其一，人才培养互联互通。尽管受疫情的阻碍，双方在教育层面的交流却从未停止，人才培养合作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在高等教育方面，两国大学交往密切、合作方式多样，中以7+7研究型大学联盟继续发挥引领作用。高校之间合作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清华大学以与特拉维夫大学共同创设的中以交叉创新中心XIN中心为依托，重点在基础学科、能源环境、生命科学、医药、新材料、通信智能等领域进行学术资源的互补结合。在合作办学方面，2021年8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色列分校正式启动。同年12月，以色列高校中国校友会和以色列佩雷斯和平与创新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合作关系，确定将在成都落地中国（四川）-以色列创新教育与姊妹学校项目。

其二，学术交流继续深化。越来越多的大学顺应潮流，建立了一批新的犹太-以色列研究机构，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犹太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以色列中心、电子科技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等。两国聚焦历史交往、创新合作、技术探索等专题，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与现实意义兼备的主题会议及论坛。

其三，联合研发不断发展。以中以常州创新园、中以（上海）创新园、广州中以生物产业孵化基地、北京-特拉维夫创新中心、中国（云南）-以色列创新中心等为代表的典型创新合作平台继续发挥示范作用。

其四，文体交往日益频繁。2017年成立的特拉维夫中国文化中心是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促进中以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官方机构。2020年疫情以来，中心以线上形式为主，相继举办了包括演出、展览、讲座、培训班等多样的文化活动。两国地方及民间的人文交往也十分频繁，涵盖音乐、舞蹈、摄影、戏剧、体育等诸多内容。随着疫情趋于缓和，以色列旅游部推出多项措施，力促中国市场回暖，包括举行推介会、巡回路演、线上直播。

其五，媒体互动活力日益彰显。随着中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增加，以色列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逐渐增多。

《以色列发展报告（2022）》指出——

2021年国内以色列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研究以色列现状的对策分析受到关注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肆虐，但中以两国在政治、经贸、创新、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仍保持良好态势，同时，中国学者在对以色列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国内学术界共出版犹太-以色列研究著作18部/辑，其中学术著作6部，学术译著4部，文学作品4部，研究报告集1部，学术集刊3辑；发表期刊论文90余篇，硕博学位论文近60篇。研究内容涉及以色列的历史、政治、安全、经济、创新、外交、社会、宗教、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

其一，学术著作。2021年，国内有6部关于犹太-以色列的学术著作出版发行。（1）艾仁贵：《马萨达神话与以色列集体记忆塑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该书运用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从集体记忆的视角展开论述，展现了马萨达神话与犹太民族主义、现代以色列国家构建的内在关联，深度解读了马萨达精神成为现代以色列国族集体认同的历史与现状、真实与虚构。（2）李晔梦：《以色列科研体系的演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以色列科研体系的演变》全面梳理了以色列建国后科研体系的建立、发展与完善的发展脉络。从科技史的角度探讨科技发展与国家行为的互动关系是该书的突出特点。（3）宋永成：《苏联犹太人研究（1941～1953）——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为中心》，商务印书馆，2021。该书选取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为着眼点，主要论述了从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一重大历史时期苏联犹太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及战后苏联国内的反犹运动。（4）孟茹玉：《美国犹太人价值认同研究》，商务印书馆，2021。聚焦于美国犹太人这一群体，以价值认同为研究视角，深入研究了美国犹太人价值认同的基础、历史流变、现代张力、构成逻辑及教育路径等几个方面。（5）王健、罗婧等：《档案中的上海犹太难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1。该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生动展现了犹太难民逃亡上海的历程和隔离区生活的艰辛，充分呈现了二战时期中国人民救助犹太难民的伟大事迹以及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的患难与共。（6）肖飚：《辛西娅·欧芝克小说中的犹太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以美国犹太女作家辛西娅·欧芝克的小说、散文为研究主体，将历史研究与文本分析相互结合，从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文化研究和后现代叙事研究等多个视角，全方位、深层次地剖析了辛西娅·欧芝克及其作品。

其二，学术译著。2021年，国内有4部与犹太史相关的学术译著出版发行，内容涉及犹太历史、犹太教等。（1）西门·沙马：《犹太人的故事：漫长的流离（1492—1700）》，黄福武、黄梦初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21。该书采用由点及面、以小见大的叙述方式，梳理了200余年间犹太人颠沛流离、夹缝生存的流散历史。（2）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全面梳理了从犹太人起源到20世纪以色列建国的犹太民族历史，内容包含犹太人的诞生与发展、政治与宗教、流散与大屠杀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等诸多专题，以翔实的资料和新颖的视角将犹太民族的历史展现出来。（3）塞西尔·罗斯：《犹太人与世界文明》，艾仁贵译，商务印书馆，2021。着重探究了犹太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内容涉及西方文明、地理大发现、文学、思想、艺术、经济、医学和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系统性梳理了犹太人在人类文明中做出的贡献，展现了犹太民族的历史成就，有助于读者更多地了解犹太民族与犹太文明。（4）厄休拉·培根：《上海日记：犹太女孩二战来华避难纪实》，虞丽琦译，新星出版社，2021。以一个犹太女孩的口吻讲述了二战时期上海犹太难民的故事，真实再现了二战时期犹太难民颠沛流离的历史情境。

其三，研究报告集。张倩红主编《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202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系列出版发行了第七部有关以色列的研究报告《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2021）》。该报告由张倩红主编，内容分总报告、分报告、专题篇、创新篇、对外关系篇、中以合作篇和附录共七个部分，总结概括了2020年以色列的总体形势与基本国情，并对世界犹太人状况进行了概述与展望；分别阐述了以色列公共卫生系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教训、以色列与流散地犹太人的关系、2020～2021年以色列的经济形势；对以色列的住房问题、基布兹改革、荒漠化应对等议题，以及以色列境内的非犹太移民、伊拉克犹太人、亚德·瓦谢姆纪念馆对大屠杀教育的推广等进行了专题研究；重点关注了以色列技术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应用、以色列的数字经济、军民融合、英才教育等内容；系统分析了以色列的外交战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尤其是以色列和阿联酋、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聚焦于中以重点领域创新合作、中以知识产权合作的现状与展望、以色列创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等主题。

其四，学术集刊及研究资讯。（1）傅有德主编《犹太研究（第17、18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第17辑包含了对希伯来圣典的诠释、比较视域下的文本研究、当代语境的犹太政治、近代思潮中的犹太精神、研究综述与书评5个部分，以新视角解读犹太文化与经典文本成为其突出特点。第18辑收录了14篇论文，其中9篇文章为“文学、历史与读者”专题文章，以《希伯来圣经》文本研究为主，既包括宏观的思想观念研究，也有细致的文本分析，展示了当代多元化的释经方法；另外5篇文章有关犹太历史思想、现代以色列以及宗教研究。（2）陈广猛主编《以色列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该辑包括名家访谈、当代以色列、犹太研究、以色列与中东、书评等栏目，涉及以色列政治、美以关系、教育、以色列外交等领域，展示了以色列研究学者的新成果，有助于全面了解和认知当代以色列、犹太史与中东史。

其五，学术论文。成果进入主流的学术领域，发表于《世界民族》《西亚非洲》《阿拉伯世界研究》《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史林》《史学月刊》《历史教学》《外国文学评论》《当代世界》《光明日报·理论版》等诸知名学术期刊，涵盖以色列政治与对外关系，以色列经济、科技、教育与社会治理，犹太历史与文化，犹太宗教与文学等领域。

其六，硕博学位论文。根据中国知网提供的硕博学位论文数据进行不完全统计，2021年国内共发表以犹太-以色列研究为题的硕博学位论文近60篇，内容涉及以色列政治、经济、外交、教育和族群问题，犹太历史、文化和宗教等领域。，以色列研究领域主要的硕博学位论文授权单位有，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

2021年，国内犹太-以色列研究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学术著作与期刊论文在数量上与质量上都保持稳步提升的状态，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有所拓展，优秀成果持续涌现。同时，国内学者更多地关注到苏联犹太人、美国犹太人和上海犹太人等犹太群体，相关研究的质量也有所提升，其中不乏系统性的解读与多角度的探析。

第二，针对阿以关系、以色列民族问题等热点话题的研究热度依旧不减，国内学者采用新视角、新思路解读问题的方式愈加成熟，更多地关注到阿以关系的新突破与新发展，对巴以冲突也有多方位的解读与辨析。

第三，服务当下的意识有所提升，尽可能地与我国发展战略需要相结合。围绕以色列农业发展与贫困治理、科技研发与社会文教等领域的一系列优秀成果，对我国相关领域发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基础理论研究得到进一步重视。连续七年出版并广受好评的研究报告集《以色列蓝皮书：以色列发展报告》，以及学术集刊《犹太研究》与《以色列研究》的出版对于深入探究和解读犹太民族历史与文化，全面理解和认识当前以色列社会发展状况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也为国内犹太-以色列研究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

2022年《以色列蓝皮书》发布会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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